传统文化·中国民俗·鬼神

传统文化·中国民俗·鬼神

鬼神即鬼灵与神灵，是人类原始信仰之一，一直延伸至今。鬼灵观念是原始社会的产物，而神灵观念则稍晚一些出现。

原始社会时期诞生并盛行鬼崇拜。许慎认为“人所归为鬼”(《说文解字》)。原始人误以为梦中的自己是离开身躯的另一个自我，遂把他叫作灵魂，并认为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活人的灵魂有肉躯的控制，没有超常的为害能力;鬼魂则完全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有充分的自由。由于原始人对灾异、疾病、死亡等无法理解，认为有 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而这种力量就是有超自然力作祟为害的鬼魂。鬼魂可以投胎转世，可以与本部落、家族继续发生联系，人们的病害、灾难都是鬼魂作用于受难者灵魂的结果。由于对鬼的畏惧，人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是敬鬼的，敬而远之才有避鬼，后来才发展为驱鬼。人们敬鬼的具体作法是创造了安抚鬼魂的墓葬。原始人最初将尸体弃之荒野。当产生了鬼观念以后，认为鬼像活人 一样，必须有生活的地方，于是修造墓穴;鬼还要享受生前的生活，于是墓葬中有许多死者生前用品作为殉葬品。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随葬品就有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饰物。各种不同的丧葬形式，都与鬼魂观念有关。仰韶文化的带孔瓮棺葬，瓮上凿的孔便是供鬼魂出入的通道(《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原始人敬鬼的另一种方式是避鬼。具体行为则是占卜。占 卜是用龟骨或蓍草预测某时某事的吉凶，也就是有没有鬼来作祟，能否避开鬼的为害。《周易》是占卜的圣典。《周易》的六十四卦，主旨内容是教育、狩猎、新婚等事如何做吉利，如何做不吉利的规范化样板，也就是怎样才能避凶避鬼之害。敬鬼避鬼之后是驱鬼。滥觞于史前的驱鬼方式是傩仪。《吕氏春秋·季冬》曰：“命有司大傩。”注谓：“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驱鬼时带上面具，利用幻面的咒术力量逐除厉鬼疾疫。《周礼·夏官》载：“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塘，以戈击四隅，殴方良(图413)。”驱鬼的傩仪实质上是对鬼魂的一种处置方式，也就是后世称的开路神，为鬼魂到阴间开道。方相氏是介于人鬼之间的巫师，旧称鬼师。驱鬼面具基本上都是一些厉鬼形象，面具又称鬼脸子。这种幻面巫术与人们对头颅的崇拜有关。《黄帝素问》有：“头者，精明之主也。”人死后，灵魂留在人的头颅中变鬼魂。为了防止其作祟，人们往死者头上涂朱。此类习俗早在史前就流行于中原地区，如陕西华县和郑州、洛阳等地的墓葬中均发现有不少人头涂朱的例证。辛店遗址中，死者脸上都盖着一个红陶体，它说明人们相信只要遮住死者的面孔，便能防止鬼魂逃到人间作祟。面具鬼脸子便在此基础上产生，死者的鬼魂附在面具上，便成为禳邪祛恶的灵物。距今约6 000～4 000年的阴山岩画，就以幻面为主要内容。有的是可怖的骷髅，有鬼面、神面，有些则无疑是对巫术面具的摹画。大量例证说明，驱傩的确滥觞于史前，有驱傩仪式，必有仪式的主持者，他被称为大傩，即大鬼。大鬼比一般的鬼本领高强，他们是原始部落的酋长、首领、巫师。

关于神的概念，《说文》说：“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认为神是具有超人力量的精灵。从鬼到大鬼进而到神，这是从鬼到神的演变轨迹。战国初期出现的《山海经》中，反映原始社会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神，其实并不是神，而是鬼魂的记录。如山神烛龙、南、西、北、东四方神(祝融、蓐收、禺彊、句芒)、犬戎等，他们都是人兽混杂的结合体，体现了原始社会早期人兽不分的历史，是图腾崇拜的标志。他们都不具备什么超人的能力，不能称之为神，是原始社会鬼形象之反映与保留。然而，他们的神奇与大傩的出现则是神的萌芽。

先秦时期，是鬼神信仰的发展阶段。鬼魂观念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死人脸上盖东西盛行于原始时代，脸上的遮盖物阻止了鬼魂外逃，因此是具有驱邪作用的灵物，具有某种超自然力的能力，这就与神有所接近。东汉的《说文解字》在解释鬼字时提到，古人鬼字写作，可见鬼与神性有关。有人认为，鬼的另一个同义字是夔。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引陈心叔意见认为“古文夔一作馗”，“夔，山鬼”，“穷治邪鬼，故称终夔耳。”终夔也就是钟夔，即钟馗。夔是鬼，《说文》曰：夔“神魖也。”这里最明显的一点是鬼神不分，魖本来与鬼有关，而魖又是“耗神”。先秦典籍有不少关于夔的记载，说它是鬼，又是与音乐有关的神。《国语·鲁语》曰：“夔一足，越人谓之山��。”山��是鬼魅之类。 《书 · 舜典》：“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曰：“帝尧立，乃命夔为乐，夔乃效山林溪谷之音，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而文献记载，这个制音乐的夔神在东海流波山，入海七千里，状如牛，一足，其声如雷，其光如日月，出入水则必风雨的雷鬼——夔。只是“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大荒东经》)。《黄帝内传》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骨八十百，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后人因此把夔说成是制乐之神。夔作为乐神，是由雷鬼升华的，这是神源于鬼的证据之一。

西王母形象的几次演变，同样说明了神脱胎于鬼的过程。西王母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是豹尾虎齿而善啸的鬼怪形象，其职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厉，《楚辞·九章·惜诵》有：“吾使厉神占之兮。”王逸注：“厉神盖殇鬼也。”西王母狰狞面目，其职务是管理战场上死亡横尸荒野的鬼，她就像驱傩主神方相氏一样，是个驱鬼的大傩、大鬼。战国时的《穆天子传》中载：“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这里的西王母成了天子恭敬之神了。到《淮南子·览冥训》中，西王母已是握有不死药的神仙。而《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则是美丽的女神了。西王母形象从原始时代的大鬼到奴隶社会的神，再到封建社会无所不能的大神，既是鬼演变为神的过程，也说明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的概念先秦时才出现，到汉代方完全成熟。

先秦典籍中有关鬼的记载也是鬼神并提的。《墨子·明鬼篇》记述了杜伯报冤之事。杜伯死后三年，鬼魂大战仇敌而胜。杜伯是个猛烈、骁勇、顽强、意志坚决的鬼，其形象光辉高大，他身上具有的超人智勇，就是神的属性。《韩非子·十过篇》中有“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也是鬼神并提的。

这一时期，鬼观念迅速发展明显可以分出类型。首先是祖先鬼。人们认为已死的先辈是鬼，祖先鬼经过几代的祭祀向祖先神转变。其次是自然物鬼，如山鬼。《史记》：“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第三是自然现象鬼，如魃，旱鬼;夔，雷鬼。第四是害人患病的疫鬼，方相氏驱傩就是驱疫病鬼。第五是野鬼。屈原《国殇》中死于荒野的非正常死亡的战士就是野鬼。第六是恶鬼。“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左传》)。“猱狂，恶戾之鬼名”(《文选·东京赋》)。恶鬼最多如魑魅(《通典·乐典》)、方良(《路史》)、毕方(《韩非子· 十过》)、蜲蛇(《山海经·海内经》)等。秦代《日书》中鬼的名目繁多，仅楚地就有哀鬼、状鬼、字鬼、阳鬼、凶鬼、暴鬼、图夫、游鬼、饿鬼、夭鬼、不幸鬼等等。处置鬼的巫术也名目繁多。屈原《九歌·山鬼》中以绝色女巫亲近鬼、《河伯娶妇》都是媚鬼巫术的体现。《史记》中记有问鬼、占鬼等巫术，此外还有骗鬼、捉鬼等。

汉唐是鬼神信仰发展的鼎盛时期。战国、秦、汉时期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黄老之术使人们对死发出了挑战，人可以通过修行成仙，长生不死。于是人们对神给予了过多的青睐，造出大批的神来。神是至高无尚的，人也是可以成仙的，唯有鬼失去了先前的崇高地位，被赶到十八层地狱，并且创造出一系列镇压鬼的神。这时的神鬼信仰的特点是人至上。神鬼是人造的，人的主体性较前两个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强。汉唐时兴盛的相术、风水、算命等神秘文化和鬼神一样，是对人的深切关怀的产物。

如果说原始时代、先秦时期鬼神信仰体现的是人对大自然征服的愿望的话，那么，到汉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发达，这时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则实际显示了人对大自然的征服已稳操胜券。汉代的《风俗通义》首次记载了一批创世神 ，女娲、盘古等：“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縆于泥中，举以为人”。始祖神第一次关心了人的诞生，也标志着人将成为主宰。三国时吴国道士徐整的《三五历纪》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盘古对人世的安排是神于天，圣于地，立三皇，设九万里的地域。这是对人生活的世界的关注，因此也是对人的关注。

汉唐时期对先秦及原始时代的神进行了人的改造，按照人间的关系，按照历史的顺序将他们重新排列组合。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记载：“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辛氏之女，名曰女嬉。”“禹因娶涂山氏，谓之女娇。”以人的关系解释神的关系：颛顼的后代是鲧，鲧的后代是禹，禹又与女娇结合，继续繁衍后代。先秦以前的鬼神，漫无边际，杂乱无章，到汉代将他们清理得头绪分明了。这种人对神的大胆改造，同样显示了人高于神的潜在观念。西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东汉道教(图414)创立，人为宗教中的神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大一统的神系。也许正是从人为宗教出现开始，人们才从对神的改造，发展为对神的创造。

人们在历史名人中寻找造神的材料。太上老君就是道教创造的神，是以先秦哲学家老子为原型，将其神化的。道教最早的经书《太平经》被说成是“感太上(老君)授以经箓之法”。《云笈七籤》卷一百二《混元皇帝圣纪》，将老子的诞生说得玄而又玄：“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于无始，起于无因，为万道之先，元气之祖也，”老子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酉阳杂俎·前集》说老子高九尺，绿眉毛中有紫毛长达五寸，绿眼珠有紫光，鼻子双柱。到了唐代，唐高宗李治在乾封元年(666)封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明皇李隆基在天宝十三年(754)封老君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老子从一个哲学家被创造为长生不死之祖神大圣。

汉唐时期出现的由历史人物上升为神的还有姜太公、李冰、周穆王、伍子胥等等。从此开辟了一种造神的方法，即从历史人物中去附会神。这在宋代以后有更多的发展。人可以成为神，无疑是对人的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时期，人们还造出了治鬼之神。阎王本是佛教传来的地狱之主，被中国化以后成为阴间之帝王。据《隋书·韩擒虎传》记载，虎将韩擒虎死后到阴间任职阎王。可见在隋代以前，阎王就传到中国了。

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的城隍，在阴间为管领亡魂之神，唐时城隍之神已主冥籍。捉鬼大神钟馗(图415)产生于隋末唐初，另外两位专事捉鬼的大神是汉代《礼记·月令》中记载的神荼、郁垒，也就是避邪门神。这些在阴间供职之神，既是鬼又是神，且神性多于鬼性，是名符其实的鬼神。这时人们对鬼的畏惧已经远远轻于先秦。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鬼信仰则更多地保留了鬼神信仰的原始面貌。

汉唐时由于人为宗教的影响，出现了三元鬼节，即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祭鬼的节日，安抚祖先鬼、家鬼等。鬼节活动渗透着因果报应等人为宗教的成分。鬼神世界由昆仑山，扩大到天堂、人间、地狱三界。受佛教十八层地狱影响，鬼城丰都已出现。东汉《列仙传》、晋葛洪《神仙传》已经有了丰都的记载。道教对鬼神信仰作了整饬、梳理。道教鬼神信仰的谱系逐渐对民族地区产生影响。道教对民间鬼神信仰起到了统一和规范的作用。道教地下鬼系是丰都大帝、十殿冥王、地府七十二司、圣位、判官、五岳神、力士、煞鬼等，漫无头绪的民间鬼神信仰也分成：阎王、城隍、土地、大鬼、小鬼等。从汉画砖、唐壁画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鬼神信仰的高峰。

宋元明清时期，鬼神信仰世俗化。几乎全部鬼神的内容都是人间生活的反映，鬼神的超人能力也都是为世俗的生活服务的。这一时期，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对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市民意识、市民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较之汉唐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造神几乎全部是根据世俗生活的需要进行的，造神的目的性更具体明确。

这一时期的鬼神信仰首先体现在年节方面。春节从正月初一子时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从春节年俗可以看到人们的鬼信仰。年三十，全家人团聚，守岁到子夜放鞭炮、吃饺子。在此之前的准备还有贴门神、桃符等。人们先祭祖先后吃团圆饭。子夜，人们认为这时祖先的鬼魂回到家中与家人团圆。放鞭炮是对阴间发出的信号，借着炮竹声，迎回祖先的鬼魂，驱走邪恶作祟的鬼。破五(初五)之前，妇女不准动针线，不准生火做饭，不准剪发，不准扫地等等，仿佛在模拟祖先鬼的生活状态。初五上坟祭祖之后，才能恢复有生气的人间生活。

为了能平安顺利地接鬼回家，人们把门神帖在大门 上，门神汉代时是神荼、郁垒，唐代是钟馗，宋以后则是武将秦叔宝、尉迟恭。门神信仰与鬼门信仰有关。汉代王充《论衡·订鬼》：“度朔山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无论是门神、桃符都是避鬼的，也是在迎祖先鬼时监督祖先鬼保护家人安全用的。

人们造神的功利目的极强。人们迎接祖先鬼的目的是人们把祖先鬼看作种源、生殖力的象征，迎接他们是为了让家人感召祖先的生殖能力，以促进今年的人丁能增长、兴旺。

明清时，除夕之夜的另一重要活动是迎财神、买财神爷像，第二天还要祭财神。

这一时期民间俗神大量出现。行业神有木匠业的鲁班，酒业的杜康，茶业的陆羽等。他们的出现是宋以后市民社会手工业发达的反映。牛郎、织女神则体现的是人间恩爱夫妻。八仙神如吕洞宾是“剑仙”、“酒仙”、“诗仙”、“色仙”，神身上也具酒色的特点，更能表明宋元以后造神的市俗化倾向。至于《聊斋志异》中体现出来的鬼界，则更是人间的反映。

总之，中国鬼神的最大特点就是神鬼不分，原始痕迹很重。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鬼神信仰的第二个特点是虚幻性，它使中国文化呈现神秘色彩。第三，鬼神信仰人为变化很大。它经历了对不理解事物的神化，对鬼神的历史化，对鬼神的人化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四是纷繁复杂，不尽其数。仅有关神鬼记载的经、史、子、集、小说、笔记、戏剧等文献便浩如烟海，更有不见经传的大量流行于民间的鬼神信仰。第五，鬼神信仰的传承体自然是民间百姓，然而，文人的参与和记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吴道子画了钟馗像以后，致使从宫廷到民间对钟馗的信仰盛行起来。官方的提倡与重视，又使鬼神信仰成为自上而下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庞大系统。第六，鬼神信仰是中国原始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文化的原始根基。后来产生的文化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它是一个文化的母体。第七，鬼神信仰是圣俗一体的，是与人们的世俗生活非常靠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