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金元散文·金元散文的特点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散文·金元散文的特点

在散文史上，金、元散文正处于由唐、宋顶峰下滑的阶段。其成就较唐、宋要低得多，但又与其他文学体裁同样有自己的特点，有值得称道的成就，成为贯通唐、宋与明、清散文的重要环节。

金、元散文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发展的，这种背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从政治因素上讲，靖康之变，女真族入主中原。金朝统治中国淮河以北广大地区一百余年后又被强大的蒙古贵族军事集团所替代，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北中国因此就不似五代十国时期那样呈一种极端混乱的状态。而汉民族原有文化形态的影响，又不似政权嬗代那样容易被荡弃，这就给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北朝时期相对有利的环境。加上金、元两代的散文作家，基本上都是汉人中的儒者，或者是受儒学濡染很深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也决定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基本审美取向。其次，从民族特点来说，作为游牧民族本身的习俗和好尚，又决定了元代统治者对诗文的轻视和对戏曲歌舞的提倡。而汉民族自身，自宋以来，日益繁荣的勾栏瓦舍，也为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金、元两代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便多集中表现在歌舞戏曲中。这样几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作为汉族文学主要形态的诗文，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散文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状况：一方面，它继承着两宋散文的某些优秀传统，显示出和前代散文割不断的渊源关系，成为宋代散文的流波余绪;另一方面，它又日见衰微，和诗歌一样，逐渐失去其正统地位，成为一种与新兴的市民文学相并列的文体。

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金、元散文的基本特点。概括地说，大致也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文擅韩欧”，二是“道从伊洛”。阮元序《金文最》，在论及金文渊源时便说过：“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之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明清学者盛赞金文，带有贬抑南宋散文的意图在内，这是不妥当的，但金代散文创作又确有不可忽视的成就。元人戴良在《夷白斋稿序》中述及元文时也说：“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数。然自天历以来，擅名於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华柳公、黄公而已。盖四公之在当时，皆含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而学问则优柔于周之未衰，学者咸宗尚之。”这里说“拟诸汉唐”，和“文擅韩欧”并不矛盾。他们学汉，其实是与欧阳修、曾巩一样，学董仲舒、刘向一派散文的本源六经、典重纡徐。不过，在这两大特点中，金、元散文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靖康之难，宋室南渡，理学在南宋迅速发展，而处于北中国的金国，便直接承袭了传统儒学的文论主张，散文也便与在理学氛围和民族抗战中发展的南宋散文不同，更侧重于“文擅韩欧”的一面。迄于元代，南北混一，接南宋余绪，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才明显加强，“文擅韩欧”与“道从伊洛”才紧密融合在元代散文里，使元文呈现出与金文不同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