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方法·简帛发现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方法·简帛发现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狭义的“出土文献”只包括简帛和纸张。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的“出土文献”还是简帛。大家知道，简帛从初问世和再发现开始，就对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代伊始，经今古文之争一直到晚清、民国尚未平息，“古史辨”派的看法长期笼罩在中国学术界。

李学勤在整理简帛书籍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古书的反思”^③，进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④，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也成为了斯学名著，为大家津津乐道。与李学勤桴鼓相应，我国另一位著名学者裘锡圭也提出“中国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①，他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②。

文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学风的转移，不少文学研究者都开始重视简帛文献，姚小鸥主编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就是证明。不少学者也开始反思文学研究中的“疑古”思潮，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在反思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既不要以真为伪，也不要以伪为真。过去郭沫若著有《金文所无考》，结果到现在其以为“无”的一一都“有”了。所以有学者提出，今日只能著《金文所有考》。“言有易，言无难”，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论。多数学者都对此体会较深。

但是现在有另一种学风需要警惕。自从李学勤提倡“走出疑古时代”以后，风气为之一变，很多“伪书”有不少已恢复了名誉。但是有些学者矫枉过正，他们连基本的文献考证都忽略了，就企图为“伪书”彻底翻案。对于某些已成定谳的伪书，他们不加分析，无视矛盾，一味翻案。这未免贱玉璞而宝燕石，贱周鼎而宝康瓠了。过犹不及，这种学风同样有失严谨。

李先生提倡“走出疑古”，并不是要大家“回到信古”，而是要“释古”和“考古”，这是一个新的正反合的过程。现在有种风气，某本书只要出土了，那就是可信的，却完全无视出土本与传世本的差别。像有些学者对待《文子》就是这样，完全无视今本中的晚起因素。而且更普遍的现象是高估出土本的意义，文本阐释一以出土本为准。甚至出土本中明显的错简、错字，也不惜穿凿附会、曲为解说。现在这种不良风气对文学界影响还不深，但是其倾向也需要注意。既需注意不要以真为伪，也需注意不要以伪为真。如此“释古”，才能更好地为文学研究服务。

注释

③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④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七期。①②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池田知久监修《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