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诗歌批评·诗体之辨:从体裁到风格
诗体之辨包括两个层次:体裁辨析与风格辨析。较之前人,明代主流诗学对诗文之异的辨析更为细致、深入,也周密一些。李东阳《沧洲诗集序》认真考察了诗歌创作中的两种矛盾情形:一方面,“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似乎写诗极难;另一方面,“或庸言谑语,老妇稚子之所通解,以为绝妙”,又似乎十分容易。其原因何在呢?在于诗、文体裁有别,对作者才情的要求不同。诗人是和某种特殊的天分联系在一起的,即严羽所谓“诗有别才”。“老妇稚子”不经意的吟咏,可能是一首好诗,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古文好手,也许终身写不出一首优秀的七律。李东阳概括地指出这两种现象,并由此切入揭示诗、文体性之异,他的理论贡献应受到后人尊重。李梦阳批评宋诗 “专作理语”,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是不满于宋诗的议论化。这也是明代主流诗学的共同态度。其后谭元春《东坡诗选序》从题材选择及处理的角度探讨诗文之别,亦颇具理论深度。在辨析诗、文体制之异的基础上,明人还对诗歌内部的诸种体制之异作了考察,如古诗与律诗之异,律诗与绝句之异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明代的诗歌风格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诗的风格从总体上作分类概括的并不多见,但比较注重对时代风格的描述,即许学夷《诗源辩体》所谓“论字不如论句,论句不如论篇,论篇不如论人,论人不如论代”。这种风格描述较多史家的韵味,长于揭示时代精神在作家文体上留下的烙印,有助于我们把握作家与文学风尚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代的作家又各有其不同的个性。明人在勾画出“气运”的变迁时,也注意各个诗人的独特面貌,表现出历史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譬如,同为盛唐作家,“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即各具丰采。
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和胡应麟等都对知人论世的批评套路不感兴趣。个中原因在于,“知人论世”与用史事来附会诗作这二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会导致题材决定论,这是明代主流诗学所极力反对的一种倾向。他们宁可关心风格、气象、格调,这些都是较之史事、题材更难把握的东西,弄不好还会被鄙薄为“诗中无人”、“缥缈无着”、“肤廓”。因为诗歌一旦与历史隔绝,极易流于情感的公式化。然而,这却有可能在深刻的层面上把握“文”与“人”之间内在的沟通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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