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翻译·佛教的创立和发展——佛教的传播——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翻译·佛教的创立和发展——佛教的传播——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

大约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古代印度的迦毗罗卫国^①净饭王的太子悉达多·乔达摩出家创立了佛教。他被弟子们尊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又被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贤人”。有关乔达摩太子出家的动机和缘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为几种： 一说是他看到了人体的丑陋，尤其是女人的丑恶;一说他看到了生老病死的痛苦;一说他经历了亡国灭族的惨祸;一说他看到了各城邦国间互相兼并、战争不断;一说他看到了一些城邦国内政变频繁，亲族间相互杀戮，积尸如山，流血成河^②。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印度人具有的传统宗教实践精神。佛陀20岁离家修行，35岁悟道后开始传法。此后，佛陀在45年的传法中，充分展示了佛教那诱人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信众，上至国王、富商，下至平民百姓，特别是众多的婆罗门的皈依，使佛教一跃而成为古代印度的国教。佛陀寂灭后，佛教内部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以佛陀直接弟子或其身边的弟子为一派的上座部和以广大下层弟子为另一派的大众部。迄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以上座部和大众部为基本派别的佛教遂衍变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不断将佛陀神化，补充和扩大了佛教的神学思想，使之逐渐具备了典型的宗教性质。

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开始向外传播。其传播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条是向西北方向经波斯、叙利亚至欧洲的希腊、罗马;一条是向北经中亚越帕米尔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至中原汉地; 一条是经缅甸走西南云贵川山间小道入中原或沿长江下东南;一条是向南泛海经狮子国、印度支那至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入中国的佛教，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是从北路传入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年，由大月氏王使给西汉一位博士弟子讲述佛教^①。到了东汉明帝刘庄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了相当的市场，至少上层统治集团已比较熟悉。史传汉明帝夜梦佛陀，遂遣使天竺求法，于大月氏遇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及佛像返洛阳驻白马寺。明帝还给异母弟楚王刘英下诏，同意其“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一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范晔《后汉书》卷四二《刘英传》)。佛教进入中国，起初并未遭到本土思想的强烈抵制，反而受到了相当的礼遇。而佛教传播者也很会伪装，往往把自己混同于道士、方士，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而发其端，减少了中国本土固有文化思想的排挤。所以，当时中国人视佛教为道术之一种，看梵僧、胡僧为神仙方士之一流，故称僧人为“道人”、“道士”^①。但是，对于佛教的剃发出家，汉人则认为有违中国传统孝道，故官方采取了禁止汉民出家为僧的宗教政策^②。直至汉末三国，统一局面被打破，各种思想竞相涌现，传统的礼教孝道也随之失去了约束力，不许汉人剃度出家的禁令更是如同废纸，无人理会。于是，佛教丛林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汉族僧人。仅南朝梁一代，出家僧、尼即达十余万人，建寺、凿窟更是难计其数。 中唐大历诗人耿��有诗“东海经长在，南朝寺最多”(《赠隐公》，《全唐诗》卷二六八)。晚唐诗人杜牧则给出了具体数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全唐诗》卷五二二)实际上，南朝所建寺院远远大于这个数目。更有甚者，北方“五胡”诸国，多把佛教奉为国教，而南方东晋南朝的皇帝、藩王也多信佛教。梁武帝萧衍更是变本加厉，视本土儒、道等为“邪道”，宣称“惟佛一道，是于正道”^③。中国文人经过晋宋齐梁时期儒与佛和道与佛的激烈辩论后，再也不把佛教视为异域宗教文化，而是看作自己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此，佛教便成为中国汉文化三大思想支柱之一，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注释

① 迦毗罗卫国,大致在今印度、尼泊尔交界处。② 参见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①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① 慧皎《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② 儒家认为,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不能伤之,人为伤之,则为不敬。出家绝育,则更违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故慧皎《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③ 萧衍《舍事李老道法诏》,道宣《广弘明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