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小说·几类突出的内容与文人的反思·侠士类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小说·几类突出的内容与文人的反思·侠士类

唐传奇小说塑造了不少武艺高超的侠士，在这些武艺高超的侠士对映下，文人对自身功用深感迷惘。隋唐起于北方，社会上习武之风盛行，成为时髦。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还作《侠客行》，歌咏“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高适也自称“二十解书剑”(《别韦参军》)。但初、盛唐时对习武的崇尚与对侠客的歌咏，重在习武或侠士表现在气度上的风流倜傥与行为言语中的豪爽然诺，那时文人的理想还要大得多，李白就自称其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充分突出“智能”，而不是张扬武力。初、盛唐时文人虽多从军，如陈子昂、岑参、高适等，诗人也多歌咏从军，但崇尚的也还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也是重在抒发昂扬的爱国热情与出塞从军的荣誉感，并不强调个人武艺。但到了中、晚唐时，对个人武力的崇尚之风大盛。首先是安史之乱促发了社会的习武之风，元结即称“兵兴于今六年，人皆习武”(《箧中集序》)。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藩镇及其他势力集团私蓄武艺高强之士，大搞暗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时代、社会对武力的崇尚便培养起来了。武力的群体形式是藩镇，武力的个体形式便是侠士;而文人的群体形式是中央政权的朝廷。朝廷与藩镇形成对峙，于是，文人的小说便幻想武力个体(侠士)来对抗武力群体(藩镇);至于文人个体，在武力群体与武力个体面前已有自惭力弱的感觉，因为文人群体——中央朝廷也衰弱不堪了。于是，一度在诗歌中大放异彩的侠士题材闯进了传奇小说，但叙写的重心已不是侠士的风流倜傥与昂扬热情，而是着眼于侠士的高超武艺及高超武艺所能实现的具体行动及行动的意义。

传奇小说中侠士的行动首先是围绕着藩镇割据与天下大乱来展开的。《红线》中的红线本是一位青衣丫环，她在半夜里往返百里，盗出妄想挑起战争的田承嗣的贴身之物，以此作为威慑，打击了田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小说让红线讲出了惩罚田承嗣之流的意义：“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当然，这也是小说作者的意思了。“治国平天下”，本是文人的最高理想，并视之为自身的职责，如今，这一职责被小说中的一位侠士的武艺所替代了，小说作者把平定藩镇作乱、维护安定的实现寄付于一位侠士的高强武艺之上，这不能不是文人对自身功用的怀疑。在红线行为的对映下，文人的“谋”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谋”还要靠红线的“力”来保护。《聂隐娘》，也是以个人武艺来处理藩镇间的矛盾争斗。《虬髯客传》中的侠士虬髯客，身处隋末大乱之际，不仅具有武艺高强的匹夫之勇，而且还具眼识、多财产、有兵法，俨然可自成气候。这样，小说把侠士的地位更提高了一层，相映之下，在这大乱之中文人的功用地位究竟如何呢?

其次，来看围绕着排难解纷的侠士行动。本来，排难解纷并非侠士的专利，它也较多地表现在文人的行为中，比如战国时的段干木、鲁仲连一类。中唐时的传奇小说，亦有表现文人为他人排难解纷的作品，如《柳毅传》中，龙女向书生柳毅哭诉并托其传书，柳毅激昂慷慨地说：“吾，义夫也! 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从中可以看出中唐时期的文人还具有为他人排难解纷的自信心。晚唐时的情形就不同了，如《灵应传》，这是受《柳毅传》影响而另为敷演的传奇小说，女主人公九娘子自称洞庭君是其外祖，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小说详尽铺叙了将军郑承符是如何受泾州节度使的委派，又如何以其高超的谋略与武艺解救出九娘子，小说反复突出的是作战过程。由之可知，随着时代对武力的崇尚，像柳毅那样的文人为他人排难解纷的义气与自信逐渐从小说中消退了。小说中更多出现的是用“武”的排难解纷，以武力来排难解纷的侠士行动，又以解决文人的恋爱婚姻之类最为引人注意。《霍小玉传》中，是一位豪士以武力把李益劫持到霍小玉家，才使小玉一吐心中愤恨并发下誓愿。《柳氏传》中，是侠士许俊把柳氏从沙吒利宅抢回来，于是韩翃与柳氏团聚。《无双传》中，侠士古洪从宫中窃回无双，刘无双与王仙客才成眷属。《昆仑奴》中，是昆仑奴杀恶犬、斗家兵，安排了崔生与红绡妓的逃离。侠士插手文人的爱情婚姻，以自己的高超武艺促成文人的爱情婚姻，当然更显示了自己的侠肝义胆。

在侠士面前，文人的感觉如何呢?连自己的爱情婚姻都要侠士帮忙出力，文人是否太缺乏行动了?文人在侠士面前对自身的功用感到困惑、失望，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双向的，一是自身的“文”既非经世之用，那么是否学一点能经世致用的“武”呢?一是他人的“武”既然凌驾于自身的“文”之上，那么，当然应该打击抑制“武”，使社会重新回到对“文”的崇尚上来。自信心的恢复依赖于文人群体——皇权政治秩序的重建与强大，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