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汉代诗歌·文人五言诗·关于文人五言诗起源问题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文人五言诗·关于文人五言诗起源问题

文人五言诗的地位如此重要，而它的起源，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因为文献不足，此问题早在六朝时期就有不同说法。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有人说是枚乘、李陵等人所作，有人则怀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但是从当时的主导倾向看，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抱着肯定或存疑的态度。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但是他接着又说：“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由此可见，刘勰虽然不敢肯定这些诗一定是李陵、枚乘等人之作，但是他以《诗经》等文献推断五言诗产生当是很早的事，又以傅毅的《孤竹》为证推断其他诗作也都是两汉之作，但是他又不敢肯定哪些是东汉之作，哪些是西汉之作。钟嵘在《诗品》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由此段话看，钟嵘明确肯定李陵诗作之真，对其他五言古诗，他甚至认为应产生在西汉早期。萧统《昭明文选》收录了李陵、苏武诗，徐陵《玉台新咏》收入了枚乘杂诗。以此可见六朝时人的态度。但是，越到后代，人们对李陵、枚乘等人是否作过五言古诗的说法越怀疑。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对此问题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以否定派的说法占了上风。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大都认为所谓李陵、枚乘创作五言诗的说法不可靠，认为汉代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应该产生在东汉晚期。其主要论点是：1.所谓枚乘诗，《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无记载，李陵诗只有骚体《别歌》一首，与五言相去甚远;2.现存史书中最早的五言诗是成帝时的《黄爵谣》，属民间歌谣，文人五言诗只能产生在此之后;3.钟嵘在《诗品》中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尚不成熟;4.《文选》中所载苏李诗，与当时李陵苏武事不合，显系后人假托^①。进入80年代以来，国内又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否定派的证据不足。他们认为，纵然李陵、枚乘等人是否作过五言诗这一问题值得探讨，但是无论如何，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和《古诗十九首》的产生不会在东汉末期。其主要理由是：1.中国的五言诗产生很早，秦始皇时的《长城谣》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五言诗，汉初戚夫人的《春歌》除第一句外，也是整齐的五言诗，由此发展，西汉文人完全可以写出五言诗。2.史书以记史记事为主，无关史事的诗很少收录，不能以史书中无此记载就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3.钟嵘《诗品》说班固“质木无文”一语，只是对班固《咏史诗》风格的评价，并不能由此证明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尚不成熟。若以此推论，钟嵘在同书中还说过西晋永嘉时“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的话，难道说五言诗到此时尚不成熟吗?显然，这样理解钟嵘的话有断章取义之嫌。反之，若从章法、结构、用词、韵律等方面看，此时的文人五言诗创作不是不成熟，而是相当成熟了。4.从语言运用和情感表现看，东汉桓帝时诗人秦嘉夫妇的赠答诗有明显模仿《古诗十九首》的影子，说明《古诗十九首》最晚也要产生在此之前，而决不会迟到东汉末年。5.否定论者不承认东汉中早期会有成熟的五言诗，但是至今尚拿不出完全服人的证据，多推测之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古代的记载^①。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认识汉代文人五言诗，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注释

① 参见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① 参见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载《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张茹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台湾学者方祖燊的《汉诗研究》(正中书局1967)对此问题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