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秦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史传散文与地域文化

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秦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史传散文与地域文化

这是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又一重要问题。两汉文学之盛，可与赋比肩而立的即是史传散文，代表作品即为司马迁的 《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两者对地域文化的关注标志着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已经登达理性之阶。他们有宏通的视野和对文化实际的切实掌握，而这又必须以地域文化的融通、整合为基础。司马迁、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如此。历史和现实为他们对地域文化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史记》和《汉书》对地域文化的处理，是首先抓住其中最重要而且最具差异的因素——风俗加以研究，显示出敏锐的眼光^①。

关于地域文化的形成条件和原因，《史记》由自然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导致的经济方式入手，指出有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便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习俗。人们常引《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习俗的差异，以南北划域大体上把握住了当时的地域文化特点。在这一点上，《汉书》可谓“后出转精”，《地理志》中的一段话堪称经典：“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把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域分，即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二是统治者的个人性情与礼乐教化。可见此种观点远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上，类似于今天的人文地理学的观念，几为孤明先发。

关于地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两者的看法也大体相同。首先，他们都肯定经济和历史传统对地域文化、习俗的影响。如对鲁文化衰落，《史记·货殖列传》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但一旦经济困窘，衣食不足，人民则不问礼节了，所以“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汉书·地理志》云：“周公遗化销微，孔子庠序衰坏……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经济对文化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历史文化传统是经过时间的筛选和空间的整合所积淀的产物，它决定着地域文化的遗传基因，决定着地域文化的特质。如《史记·货殖列传》论关中文化云：“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如《汉书·地理志》论齐文化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两者剖析地域文化的特征莫不追根溯源，直至各地人文初祖，即表现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其次，政治因素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也不得不予以考虑。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与经济相比又不得不占首要地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一般层面来说，政治是最为现实、直接和有效的力量，或为动力，或为阻力，其作用不可小视。汉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将六国旧贵族、功臣之家、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及富商地主、豪门并兼之家迁徙到长安周围的诸帝陵区。这样一来就改变了长安地区的地域文化构成。致使这一地区风俗混杂不纯，改变了关中原有的纯厚重农的地域文化风俗特征。一方面是原有世家大族继续推崇儒家文化，而另一方面移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汉书·地理志》云：“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说的就是由移民带来的重商尚奢的风气。

关于地域文化的划分，《史记》从粗不从细，《汉书》则相反。《汉书》在地域上以春秋战国之际的列国旧疆为基础，分为秦、魏、周、韩等15个区域;同时在这类风俗文化区域中又划分更小的区域，未免过细，有繁杂琐碎之嫌。由于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交流，这种划分宜粗不宜细，只要划定大致的范围即可。《史记》则着眼于大大小小的文化圈，说明其异同及成因，如把南方文化除蜀文化外，均列入楚文化圈，再把楚一分为三，从而揭示出楚文化的演变轨迹。

此外，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在两书中也有不少表述。如前述政治因素分析中的移民，这必定会带来地域文化的交流。而司马迁《史记》的成书更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以司马迁对齐鲁文化的接受为例，他从20岁开始游历各地，观察风土人情，了解文化风貌，曾游历考察齐鲁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岁而游江淮……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叙》)在游历齐鲁大地的过程中对齐鲁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踏上齐土，他由衷感叹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其民间阔达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①

注释

① 参见陶礼天《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史记·货殖列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李剑林《从〈汉书·地理志〉透视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① 参见马亮宽《略论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传播》,《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