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音乐舞蹈艺术与文学·宋代文学中的乐舞描写

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音乐舞蹈艺术与文学·宋代文学中的乐舞描写

音乐除了直接促进词的发展和兴盛外，还给文学家带来灵感，激发他们创作的冲动，因此乐舞本身常成为文学家表现的对象，成为作品的题材和主题。这在词中表现得最频繁而典型。宋词有相当多的作品产生于歌筵舞席之上，面对优美的乐舞，词人心醉目迷，发为歌吟，常常把乐舞以及表演者的姿容才艺写进词中，因而这方面的描写也就成为宋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晏殊的《木兰花》：

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当头一曲情无限，入破铮琮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抬粉面。

“当头一曲”即大曲的歌头一段，曲调比较舒缓，故“情无限”。“入破”是“曲之繁声处”，这时音乐的节奏加快，弹奏者的手法也变快，致使“金凤战”。词中生动描写了琵琶演奏的场面，同时勾勒出了演奏人的体态情韵。另如柳永的《柳腰轻》：“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偏，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露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作者用简捷而富有节奏的语言写出在音乐伴奏下轻快的舞姿。余如张先的《天仙子·观舞》《庆春泽·与善歌者》《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苏轼的《诉衷情·琵琶女》、黄庭坚的《忆帝京·赠弹琵琶妓》等等，从题目上一望而知是关于乐舞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对乐舞的描写与对表演者(多半是艺伎)姿色的描绘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乐舞的旋律节奏正是在对表演者姿态的描写中得以展开，而表演者的风姿神韵也是在乐舞的展开中得以呈现。

除了词外，诗歌中也有不少关于乐舞的描写，如欧阳修的《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褒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李留后家闻筝座上作》、梅尧臣的 《听文都知吹箫诗》《和永叔柘枝歌》《风笛》、苏轼的《宋叔达家听琵琶》《润州甘露寺弹筝》《李委吹笛》等等。与词不同的是，诗不像词那样毫无顾忌地恣意描写乐舞者的声色。描写风流旖旎的场面，诗要有节制一些，常更多侧重在作者主观情志的抒发。

有的作品主要不是描写音乐，音乐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氛围，出于表现的需要而被提到。这在诗文词中都常常可以看见，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在泛舟赤壁的景物描写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段音乐的描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据考证，吹洞箫者实有其人其事，但是实有其人其事并不一定非要写进文中，作者之所以要在这里加入一段音乐，主要是出于表现的需要。从文章结构来看，这段音乐是由景入情、由乐转哀的自然过渡，对全文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段音乐本身又表现出一种失落感和忧郁感，于是便为赤壁月夜罩上了一层似有若无的感伤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中较少写到琴乐，也许这种音乐不适合歌筵舞席，在热闹的宴饮场合较少用到，但在诗中却并不罕见。琴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音深醇幽雅，在宋代文人雅士和僧道中比较流行。宋人诗中不乏琴乐的描写，如范仲淹的《鸣琴》《听真上人琴歌》、欧阳修的《江上弹琴》《弹琴效贾岛体》、苏舜钦的《演化琴德素高，昔尝供奉先帝，闻予藏宝琴，求而挥弄不忍去，因为作歌以写其意》、苏轼的《舟中听大人弹琴》《听僧昭素琴》等等，都写到琴乐：“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范仲淹《鸣琴》)“抱琴舟上弹，栖鸟林中惊。”(欧阳修《江上弹琴》)“风吹仙籁下虚空，满坐沈沈竦毛骨。”(苏舜饮《演化琴……》)“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如果说词中描写的乐舞更多注意官能感受和表演者的姿色容态的话，诗中琴乐的描写则更多注重一种高雅境界的营造和追求，常寄寓一种遗世独立的节操和情怀。诗人有时甚至在琴声中感悟一种哲理，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人由琴而引发哲理的追问：琴声究竟是来自琴还是来自指?也就是说，美究竟存在于客体还是存在于主体?显然，这已涉及对美的本体的思考。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诗人对琴乐的描写常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复雅的倾向，流露出对时俗的针砭。“古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与古人言”(欧阳修《弹琴效贾岛体》)。这种倾向可能和宋代朝廷上关于雅乐的几次大讨论有关，但骨子里却出于诗人对仕宦生涯的厌倦。这种倾向在一些散文和辞赋中也有表现，比如陈襄的《古琴赋》，写古琴的弹奏：“洎乎夕照西沉，苍梧半阴，对明月之千里，上高台之百寻。尔乃豁妙虑，开冲襟，抚玉柱，扬清音……忽然不觉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己。”接下去就批评时调，伸张雅乐，“别有宛洛佳客，金张贵侯”，“莫不弄秦声，歌郢曲，吹女娲之笙簧，播子文之丝竹……嗟乎，大道既倾，浇风益行，虽歌吹之沸天，徒管弦之乱人”。这种复雅的情绪在不少文人那里都有表现，特别是在他们仕宦不得意的寂居索寞之时，这种情绪除了表现作者对仕途乃至尘世的厌倦外，同时也表现了对上层贵族享乐生活的批判，表现了作者一种高洁的人格志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有时发表复雅的言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别的场合对燕乐新声的喜爱。比如欧阳修，虽然他说“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欧阳文忠全集》卷六三《三琴记》)，但他对时俗的歌舞仍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减字木兰花》《玉楼春》等词中都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流行歌舞的陶醉。正如他们在诗文中可以正襟危坐谈论经国之大道，而在词中却可以放纵声色一样，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中他们似乎具有两重人格。

总起来说，宋代音乐艺术与宋代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音乐的繁荣对词体文学的兴盛具有重要作用。音乐舞蹈作为宋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常地被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至于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不同体裁的文学又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