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建安七子及其他诗人研究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建安七子及其他诗人研究文献

“七子”这一名称，始见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建安七子最早的合集始于曹丕。《与吴质书》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是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说，诸子合集是七子最后一个(徐幹)死时的建安二十三年的第二年所辑。《隋书·经籍志》未著录，知其久已亡佚。明代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为至今存世较早者，但此集有曹植而无孔融。清人杨逢辰《建安七子集》则补入孔融而去掉曹植。长期以来，建安七子和建安其他诗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至诚《孔北海集评注》，1940年《语文文学专刊》2卷1号发表的陆侃如《建安孔融诗谱初稿》《建安王粲诗谱初稿》，1921年4期《文艺会刊》发表谭其觉《王粲年谱》，1932年《清华周刊》37卷7期发表般乃《从王粲〈登楼赋〉说到骚赋和辞赋的分别》是其中的佼佼者。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较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搜集、考订建安七子诗文及评述建安七子生平事迹的著作。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文学遗产》增刊14集，1982) 将七子今存诗文之有可考的72篇作品，按年代先后编次，加以考证。此外，俞绍初的《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郁贤浩、张采民的 《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90)、吴云的《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韩格平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及 《建安七子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等在前代辑本考证的基础上，钩沉索隐，辨伪订讹，为建安七子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平台。其次，对建安七子的思想、创作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即以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而言，流行的观点认为孔融的政治态度与其他六子不同，他与曹操有矛盾，王粲等人则依附于曹操。与此说不同，学者们各抒己见，或以为七子在依附曹操前后都具有共同之处;或以为孔曹交恶是性格的冲突，或以为孔曹交恶源于政治立场的对立。王粲的态度亦比刘桢等人远为复杂，不宜笼统说王粲等六子依附于曹操政权。在文学创作方面，学者们析论了建安七子诗、文、赋的主题类型与艺术特征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总论七子的共同特征，或分论七子的不同特色，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见解^①。

建安七子之外，建安时代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其中，蔡文姬最为引人注目。关于《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考证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如1930年罗根泽发表《〈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朝华月刊》2卷1、2期)。到了50年代，就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郭沫若、刘大杰、萧涤非、王季思等人参加了讨论^①。同时，对杨修、丁仪兄弟、吴质、繁钦、应璩、甄后、左延年等建安作家有所论述。较之于建安七子和其他诗人在建安文坛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很不相称。与建安七子的研究相联系，对建安文人集团的研究也应该说是建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人集团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邺下文人集团虽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集团，但它以其崭新的面貌、独特的风采而饮誉诗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邺下文人集团的人员组成、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以及对后世文人集团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或以为三曹与邺下文士之间是平等、友好的新型关系，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文人之间具有诚挚的友情，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其活动方式、内容为后世文学集团做出了榜样;或以为三曹与诸子的关系是主子与文学侍臣的关系，邺下诗人的创作既有激越昂扬、奋发向上的一面，又有徘徊消沉的一面，后者显露出来的消极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或以为邺下文坛是噩梦之乡而不是所谓的作家乐园，沦为“作诗相公”的邺下诸子们的人格和自尊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摧残。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研究，虽然文章不多，却可以看到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邺下文人集团是一个尚待深入研讨的问题。

注释

① 如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论》,《文学评论》1981年4期;卫绍生《论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4期;何人斯的《论孔融文风》,《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2期;张普《孔融浅论》,《北方论丛》1989年2期;周振甫的《论王粲诗赋为建安七子之首》,《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4期。① 详情请参见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第90—107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