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词与文学传统·比兴寄托
从晚唐五代起,词这种新兴的体裁就表现出对传统“言志”且“温柔敦厚”的诗学观的背离。至宋以后,又渐渐地随着“诗词合流”的趋势表现出一种修复与回归。这表现在词中抒写志向、关心现实等等方面。这里,我们只谈一下对“比兴寄托”传统的认同与继承。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香草美人、比兴寄托的传统。虽然论者对其具体含义的理解存在着太多的分歧,甚至对“比”“兴”本身的解释自汉代起就有所不同。对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需肯定一点,即从屈原的《离骚》问世以后,自比香草美人,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身世之慨或家国之感就成了一个传统。其中情形大致是:或以美人见弃而比自己不被君王重用,或以美人迟暮而感喟年岁老大、抱负未展,或以美人遭妒而喻自己被小人排挤,或以香草芳洁、美人孤高表白自己的人品节操,等等。概括起来,大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感士不遇”,一个是自明节操。当然,愈往后变化愈多,范围愈广,但主流不外乎这两个方面,而尤以前者为主。如曹植《美女篇》,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李商隐《无题》(八岁偷照镜)、《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等,皆属“美人迟暮”类,以美人的成年难嫁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而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则是以兰若芳草自喻,写迟暮之感,不遇之情。进一步,比兴寄托的“载体”也不仅仅限于香草美人,还扩展到了别的意象,如曹植《野田黄雀行》以黄雀投罗网喻指朋友受迫害,而以少年救黄雀表达自己援救朋友的愿望;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表达人才被压抑的悲愤;李商隐《流莺》则以流莺自比,写无由伸展抱负的苦闷与悲愤。甚至还有张籍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节妇吟》)来表示自己忠于朝廷的节操。
词中用比兴,据张惠言的解释,温庭筠的《菩萨蛮》等诸多词章就是“感士不遇”、有“离骚初服之义”(张惠言《词选》卷一)。这样解释,未免牵强。但晚唐五代,冯延巳、李后主等人的词作,已多少有些自己的人生感悟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词章之中,使词作表现出一种隐约幽昧的况味。这至少给了后人一种“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可能。
宋词中比兴寄托的例子,早在宋初就有了。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楼云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吴越后王钱俶朝见宋太祖,实出无奈,便赋词自比可怜的“金凤”,表达自己的惴惴之情,而宋太祖也听懂了他的意思,故而表示“誓不杀钱王”。
有论者称,在词中寓以比兴寄托的观念在北宋就已产生,黄庭坚《小山词序》中“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可称理论上的表述①。就作品而言,王安石“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千秋岁引·秋景》),难说不是喻指君臣关系的变故。苏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前人已多称有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之感;至于东坡《卜算子》咏孤鸿词,虽然对其主旨的理解多有歧义,但其中有着一种寄托、一种寓意则是肯定无疑的;而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让神宗皇帝看出了“苏轼终是爱君”(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的寓意。而秦观的《千秋岁》(水边沙外),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比喻元祐党人的被贬流散,亦是典型的“比兴寄托”手法。稍后,贺铸的《青玉案·横塘路》亦显系寄托之词,而在写法上与上述诸篇又有不同。该篇不是自比美人,而是仰慕美人、渴求美人。这种写法实际上也取自屈子《离骚》。《离骚》之中,屈原时而自比美人,表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时而又借追求美人表达忠于怀王的心情。贺铸此词,亦当有求知遇之意。
宋室南渡之后,比兴之作渐多,寄托之意更浓。从主旨看,大都表现壮志难酬之慨,国家破亡之恨,也有一些作品表达词人自己的高洁情操。从手法看,大都自比美人,或藉花草起兴(其实徽宗赵佶北行途中所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就借咏杏花而表达了国破家亡的哀痛),如辛弃疾以“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自己的“伤心人别有怀抱”;陆游《卜算子·咏梅》、萧泰来《霜天晓角·梅》借梅表现自己的人格节操;刘克庄《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借歌女的曲高和寡写自己高洁自守的人品;张炎《绮罗香·红叶》亦借寒秋红叶寄托亡国遗民的飘零身世和高洁情操。至于以比兴手法忧怀国事的,如陈亮“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水龙吟·春恨》),痛恨中原沦陷,前人以为“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姜夔的“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则是象喻南宋国运衰颓不堪。至于宋末和宋亡后的词人词作,则是尽抒家国之痛、亡国之恨了。如张炎《解连环·孤雁》借咏孤雁寓家国之痛、身世之感,蒋捷《贺新郎》(梦冷黄金屋)自比美人,写亡国之恨,而王沂孙的咏龙涎香、咏新月、咏落叶、咏萤、咏蝉、咏水仙诸篇,则全是凄楚悲怨的亡国之哀痛了。当然,此类作品,尤以稼轩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篇最为杰出。这些作品,悲凉沉郁,顿挫跌宕,感喟至深,沉郁之至,厚重之至。
正因为比兴寄托的词作在南宋数量巨大,成就突出,所以也开始有了理论上的明确表述。鲖阳居士对东坡词的解释自是“作品分析”方面的典型;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论苏轼《卜算子》咏孤鸿词“拣尽寒枝不肯栖”即说“取兴鸟择木之意”;黄沃注其父黄公度词曰“以当路多忌,故托玉人以见意”①;而刘克庄更是明确而肯定地指出,词作当“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刘叔安感秋八词跋》)。这说明,词作讲比兴,重寄托,不仅在创作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作品,在理论方面也有了明确的自觉。
注释
① 参见张惠民《宋代词学的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32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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