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秦汉文学与地域文化·汉赋与地域文化

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秦汉文学与地域文化·汉赋与地域文化

对两汉文学，一直以来人们尤其关注的是楚文化与两汉文学的关系。汉君兴于楚地，汉初大臣又多为楚人。《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刘邦的《大风歌》在文辞、句式和精神气质上都是典型的楚歌，“故在楚汉之际，诗教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段话点明，楚文化在汉之盛乃是由民间趣尚引发，从而播至宫廷煽动上层崇尚。统治者的好尚必然招致文人学士的追摹。此外，关于赋体形成与楚辞的密切关系人们论述颇多。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明确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今人马积高在《赋史》中指出赋体有三源，一为楚声歌曲，《离骚》即其属;二为诸子问答体;三为四言诗体，屈原《天问》即为其始^①。楚文化的确是汉赋重要源头，但其他地域文化亦不可不予重视。汉赋与两汉地域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探讨两汉文学和地域文化首当其冲的问题，而楚文化无疑又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域文化。

贾谊以其雄放恣肆、气势充盈的政论卓然立于汉初文坛，同时也以情深理密的赋作独领风骚，而赋作是其性情之文，最足以体现其个性色彩。他贬官长沙胸怀郁闷，乃引百年之前两位楚地先哲屈原和庄子之酒杯来消自己胸中的块垒，发而作 《吊屈原赋》和《��鸟赋》。无论是前者与屈子同病之共鸣，还是后者从老庄之学中求解脱，都反映了楚文化对他的影响。而贾谊来自中原河洛之地，其学术思想又浸染过齐鲁文化、儒学之风。他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清人汪中《贾谊新书序》记载：“刘向别录序《左氏春秋传》云：‘荀卿授阳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然则生固荀子再传弟子也，故其学长于礼。”同时贾谊又曾师事李斯的弟子吴公。从学术思想看，贾谊与荀子大体一脉相承，尤其是治国理政方面都主张礼法并用，建立系统的社会规范。这是受典型的儒学文化——齐鲁文化影响的结果。所以贾谊的赋作乃是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和儒学文化交流整合的产物。此人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巨大，“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②。汉以赋为盛，赋由骚体而入文坛，而骚体赋的创作则从贾谊起方肇其端。其后作者不断，代表者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扬雄、赵壹、蔡邕等人。其中东方朔为平原厌次(今山东)人，严忌为会稽吴(今苏州)人，王褒、扬雄为蜀郡(今四川)人，刘向乃皇室宗亲，淮南小山乃刘安若干门客之统称。可见这些作者来自不同地区，接受过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则骚体赋的兴盛应是由多种地域文化孕育而成的。但由于屈原其人其文影响至深以及文人多乐于援引屈原为同调，骚体赋体现最充分的还是楚文化; 因为在政治大一统驱动下的地域文化的整合需要时间，从政治上明确整合到真正实现得有个过程;此外文人文体意识滞后或刻意用古旧文体追慕前贤也应是合理的解释。所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骚体赋并未完成“汉化”大一统整合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新体赋来完成的。相对于骚体赋，新体赋是两汉更加重要的文体。

新体赋与地域文化整合的关系表现为其对楚辞的扬弃。汉赋继承和发展楚辞“放射性”思维方式，对世界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汉赋简直成了天地万物的类书。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开创了香花香草和美人美物寄情言志的传统，其兴趣主要还限于楚文化圈之内，而汉赋则突破了这种局限。天下一统则天下之万物皆可入赋，从而形成无物不包、无地不容的巨丽之美。司马相如《子虚赋》极言齐、楚山川品物之盛，以之为《上林赋》中帝王气势的陪衬，描写对象区域之广大远非楚辞所可比拟。汉赋还继承了楚辞铺排的修辞手法，而且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新体赋对天下之品物，不取则已，取则必穷搜博访。历来称赋“体物”，在很大程度上应是指赋对事物的“穷种尽类”，而非仅仅“穷形尽相”。赋作者感兴趣的是借助铺排粗线条地尽情罗列各地万物，远距离地历数尽可能多的事物，而较少对事物作细腻的刻画和近距离的体察。这是对楚辞把有限事物纳入象征系统的超越，深度上固有所不及，但它是内化和摆脱楚文化之后的产物。它对人们突破楚文化的域限，放眼更加广阔的地域，胸怀大汉王朝的江山一统，无疑有极其重要的心理暗示和潜移默化的意义。

注释

① 参见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第6—8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② 参见聂石樵、李炳海《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183-1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