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清代骈文辞赋·清代辞赋·清代辞赋的主要作家及其成就

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骈文辞赋·清代辞赋·清代辞赋的主要作家及其成就

由于清代政治、民族、文化等环境因素较前代更为复杂，清赋经历了一段漫长不平静而终致消亡的过程。其间出现了我国辞赋的最后一个创作群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统观有清一代，其代表作家前期的王夫之、中期的张惠言和后期的龚自珍各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做出了杰出的努力和贡献。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一位反清志士和文学家。王夫之亲历朝代更易，并亲自投身到抗清斗争中，对故国沦亡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其论赋，强调“情以显性”(《读四书大全说》卷二)，把个人情感融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感中。其治学亦不“因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不“失于正”、不“信诸己”(《俟解》)，覃思精虑，融会贯通，不执门户之见，而尤精于骚学，梁启超谓其“豪杰之士”(《清代学术概论》)。于时政颠簸之际，王夫之创作了其沉郁激愤的《惜余鬒赋》《九昭》《祓禊赋》等骚赋，其语言古朴而神情苍凉，怀古伤今中体现“意从象触，象与心迁，出内栝之中，含心千古”(《中山楚辞注》)的高步屈子感时激世之愤。他更有诸多咏物赋作，堪称清初小赋典范。其《蚁斗赋》《孤鸿赋》《练鹊赋》《霜赋》等，化讽刺为含蓄，以蕴蓄的普遍哲理出之，温婉蕴藉中潜孕历史人事的沧桑劲拔之气。王夫之各赋体兼擅，长篇铺排，短章精粹，各尽其长。政治、哲理、艺术互融，在清初赋坛成就显著。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乾嘉时著名的骈文大家，也是常州词派之祖和阳湖派领袖，为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赋家之一，存赋22篇。张氏为汉学大师，注目于小学和经学，尤以易学名家，对其赋学观及创作影响颇深。虽曾受业于桐城文法，然其赋、骈之作均大异其趣。张氏编集有《七十家赋钞》，主张采摭由魏溯汉，以汉赋、《文选》为典则，代表了乾嘉宗骚复古的时代风尚。时人康绍镛为《序》云：“少好《文选》辞赋，尝屏他务，穷日夜为工，卒乃归于治经，然辞赋亦不废。盖以为先人之盛藻，诗人之坠典，于是乎存焉。而后之作者，志益寡而辞益俳，逐物而不反，难可复理。乃录屈原、荀卿，至于庾信，发其奥趣，备辞赋一家之学。”张氏之赋，以大赋为宗，创作亦以之为准的。《望江南花赋》《游黄山赋》，规模汉魏，疏宕雄阔，词藻富赡。小赋宗六朝，不独清新艳丽，更托意幽渺，雅有古意，兼融才气、学识，颇能代表乾嘉赋学师古而变古、集成亦自成的时代风尚。马积高论惠言赋“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乾嘉时期崇尚汉学的普遍的学风和文风”(《赋史》)。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龚氏处于满清由盛而衰、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政治及思想都发生剧变的当口，加上个人傲岸的个性和高远的思想、经世致用的政治主张，“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也使其在赋作中凸现出一种极具时代特征和个性色彩，“喜用冷涩古奥的言语表现深沉的思想”(《赋史》)。这里既有定庵追步汉魏遗风的豪宕之气，又强烈地烙印着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寻求社会改革的敏感和责任感。定庵赋作既有朴质夸饰的骚赋遗韵，又有六朝骈赋的清丽幽美，蕴蓄着一股深著的孤傲郁勃之气和忧郁彷徨之感。古赋如《燕昭王求仙台赋》等苍劲深沉、英气豪飒，小赋如《哀忍之华》等则寄寓渺远、韵美情深，荡漾着深沉独异的哲思与瑰丽浪漫的诗意之美，从含蕴丰厚的词句中折射出对历史和时代的反思。

清代辞赋是中国古代辞赋的最后时期，也是整个辞赋的集成时期，具有与整个辞赋及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独有特点：一、创作数量大。清赋的整理是个庞大的工程，其数量远远多于历代赋作的总和，而且有赋作存世的作家数量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有清267年中，其赋作盛况并不逊色于汉唐。二、体制完备，各体皆具。清赋之多以律赋为最，骈赋、文赋、骚赋亦均有大量创作，甚至还出现铃木虎雄认为与八股文相称的“股赋”，取径宽广，各体也皆多有发展。三、风格既主复古，又多创新，兼容并蓄。清代处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的迁动、各种学术哲学思想，如宋明理学、乾嘉考据文字之学、西学等，各种文体，如骈文、桐城古文、小说、词等对清赋的发展变化、题材选择、艺术方法等均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在复古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和突破，在体制完善的基础上又有借鉴和发展，构成了有清辞赋不拘一格、色彩斑斓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