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小说·几类突出的内容与文人的反思·爱情婚姻类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小说·几类突出的内容与文人的反思·爱情婚姻类

唐传奇小说叙写爱情婚姻的故事，常对爱情婚姻与事业之间的矛盾深感困惑。在传奇小说中，爱情婚姻的意味已不仅仅是能否结合的问题，而且还充溢着对结合是否合理、是否理想的思索。在《莺莺传》中，张生抛弃了莺莺，他是这样考虑的：“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封建社会的一般观念，女子越漂亮，爱情就越幸福;而此处，张生则认为女子越漂亮，对大至国家、小至个人的事业都是有所破坏的，这就是唐代文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之一。但这里只是文人对爱情婚姻反思的显性意味，其实，小说最津津乐道的正是张生与莺莺的恋情，写两人如何一见钟情，如何书信传情乃至月夜幽会，莺莺意外来会时的如漆似胶，直至两人分手之时与分手之后还情意缠绵等，作者在描摹时处处流露出对如此甜蜜幸福恋情的企羡与回味。这就是小说中文人反思的隐性意味——如此这般的恋情是文人所渴望得到的，于是，听到张生与莺莺相恋之事的文人“莫不耸异之”，而听到他俩最终分手时又“皆为深叹”。这样，小说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漂亮女子与缠绵恋情是应该否定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妨于国家与个人的事业;另一方面，漂亮女子与缠绵恋情又是深所向往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此二者都是不容推翻的，那么，张生的选择是否就是最佳的? 正是这种困惑，显示了唐代文人反思的深刻性。

文人在对爱情婚姻反思中出现的这种困惑，更明显地体现在《长恨传》中。小说的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唐明皇是国家事业的象征，文人为之奋斗的“道”在一定程度上要体现在皇帝的统治上，就这一点而言，唐明皇可算是文人的最高化身了。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相恋相爱，小说无疑是大加赞赏的;而小说又揭示出李杨相恋引出安史之乱，因此，小说对之又是大加批判的。赞赏并未阻止小说的批判，小说把国家的衰亡直接归罪于李杨爱情;批判也未削弱小说的赞赏，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明皇仍思恋马嵬坡已身亡的杨贵妃，成了仙的杨贵妃对唐明皇仍情意切切。文人并不愿意自身的爱情婚姻与事业这两方面的追求永远呈冲突对立的形式出现，渴望此二者的统一。白行简《李娃传》就是他们为自身设计的理想完美的爱情婚姻与事业相统一的模式。进京赴考的荥阳公子与长安倡女李娃情好意笃，恋情荡尽荥阳公子的钱财，“文战”之胜也谈不上了，这是小说的上半部分。小说下半部分笔锋一转，李娃挺身出来，伺候公子病体，伺候公子读书，公子不负期望，“一上登甲科”，最后“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而李娃也被荥阳公认做儿媳，被朝廷封为汧国夫人。也就是说，荥阳公子与李娃的爱情婚姻获得了时代与社会的正式承认，是尽善尽美的。但在这里爱情与婚姻是有所分离的，其夫妻关系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因此，《李娃传》的矛盾调和，反不如对这种矛盾深感困惑和苦恼的作品更显得有深度。

大多数唐传奇小说中文人追求的对象是青楼女子，在六朝人眼中，狎妓宿娼只是一种风流享受而已，初唐人张《游仙窟》就一味铺排浪荡游冶，仍有六朝遗风，他们把爱情与婚姻看成是隔离的，不把妓女既当做恋爱对象又当作婚姻对象的。而唐传奇小说中的有些文人则切切实实想把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当作婚姻大事来考虑、来行动的。实现与否尚属别论，这种想法本身就表现出把婚姻的基础确定为爱情的意味。

另外，盛、中唐文人普遍有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比爱情婚姻更重要，这种人生精神比较明确地体现在《柳毅传》中。起先，柳毅帮助龙女是出于同情、激于义愤，因此，约制住内心对龙女的爱慕，全心全力只为了龙女跳出火坑。其后，钱塘君以暴力胁迫柳毅迎取龙女，柳毅则义正词严地断然拒绝，宁可牺牲爱情，也要维护作为一个文人的人格尊严。爱情与人格尊严并非必然要构成矛盾冲突，但一旦构成了矛盾冲突时，维护人格尊严被放在首位。与为了仕宦而抛弃爱情的行为相比，柳毅的行为没有丝毫酸臭气;与“忍情”行为相比，柳毅又视爱情是崇高无可比拟的，这些都是《柳毅传》高于其他爱情题材传奇小说之处。

爱情与婚姻本不该是两回事，人生也并非仅爱情婚姻一事，唐传奇小说表现出文人渴望在爱情的基础上实现婚姻的愿望，也表现出文人对爱情与他事他物构成矛盾深感苦恼与困惑，这就是唐传奇小说在表现爱情婚姻上的深刻之处，也是唐代文人对自身爱情婚姻进行反思中的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