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影响与元代文学思想新变·理学“流而为文”与“文统”、“道统”的趋合

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影响与元代文学思想新变·理学“流而为文”与“文统”、“道统”的趋合

元代学术各派，三传四传之后，其后学都无一例外地转为文人，他们于学术无甚造诣而成为诗文作家。这成为元代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清人黄百家评价元代金华之学时说：

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犹幸有斯。

金华之学衍朱熹弟子黄幹之一脉，由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递相传授，被认为是元代朱学之正宗，却不免在元中后期“流而为文”。可见元代理学文学化趋势之盛。不独金华之学，元代学术各派如许衡鲁斋之学，刘因静修之学，吴澄草庐之学，都表现出了“流而为文”的趋势。理学各派之外，如叶适永嘉学派之传，在元代也不例外地流而为文。

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当然有着复杂原因。如学术界反思宋儒鄙薄文艺、倡导兼综理学文艺带来的学术走向，在元代文化融合会通的背景下打破门户壁垒后学源广泛交叉带来的学术变异，在蒙古族统治下文化的趋俗，政治的需要偏重于“润色鸿业”、“黼黻皇遒”的文人而不需要思想家，元代社会缺乏讲究心性义理的理学发展的条件等，都使元代学术“流而为文”。

元代理学的“流而为文”对文学特别是文学思想和传统文学样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实，在理学“流而为文”的同时，在文章家那里则产生了逆向的变化，元代的文章家们普遍接受了理学观念。这是文学与理学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在宋代势不两立的“道统”与“文统”趋合。

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了儒学“道统”说，他为传古道而作古文。宋代苏轼高度评价韩愈恢复道统与文统的历史功绩，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按照韩愈的理解，上古经传之文，载圣人之道，文统与道统合一。在苏轼看来，韩愈既拯救了道统，也光大了文统，道统与文统体现在韩愈一身，两者也是相合的。但宋代理学家程颐却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二程遗书》卷一八)将文章之学与道学对立而与异端之学等视。

宋代理学又称道学，他们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圣学传承的道统说，他们的“道统”以周张二程直继孔孟，孔孟继尧舜禹汤之道，而朱熹则是二程之后此道的正宗继承者。此说为后代理学家所公认。在道学家建立“道统”之时，文章家也相应建立了“文统”。他们以韩、柳、欧、苏的文统对抗理学家周、程、张、朱的“道统”。

自有道统与文统之分，便造成了文章之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提要所说：“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引起后人批评。

元初，南北学者分别反思宋金学术与文章之弊，要求合道统与文统为一。《元史》修撰者将前代史书的儒林、文苑二传合而一之，为《儒学传》，正反映了元代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现实。《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序》云：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 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上述文字表述的思想，不仅仅是要求在文章写作中融会辞采与义理，而是要将道学家与文章家两个队伍合而一之，不再区分学者与文人，也就是把宋代各自独立的道统与文统合而为一。在元代，这种结合或趋同，对学术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在理论上，融会文、理成为一个时代的要求。在北方，由金入元的刘祁在其《归潜志》卷三中所述王郁的文学主张，可以代表金元之际北方文人的观点，说他“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在南方，刘将孙论文，要求兼综文理，他对文章的要求是：“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粲然而为文。”^①在为人上，他们希望成为文采斐然的理学家或深明义理的文章家，追求学者和文人的双重色彩，希望自己是身兼道统与文统之寄的儒者。元代文人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追求，如元代诗文“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虞、揭具为理学中人。“儒林四杰”虞集、柳贯、黄溍、揭傒斯，均为文章大家。元代代表性的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都能诗善文，吴澄诗文有相当成就，刘因则是元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元人这种明显不同于宋代的文风追求和人格追求，昭示了元代文学思想明显不同于宋、金的一个方面的新变。

注释

① 《苏轼文集》卷一七《潮州韩文公庙碑》。① 《养吾斋集》卷二九《赵青山先生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