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影响与元代文学思想新变·理学的渗透和元代文论的哲学化、理性化

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影响与元代文学思想新变·理学的渗透和元代文论的哲学化、理性化

正如上文所言，在元代，文学和理学之间是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是理学家的“流而为文”，一方面则表现为理学对文学的渗透，特别是对文学理论的渗透。元代文论家大多同时又是理学家，他们将哲学的概念和理论用于文学问题的讨论，使得元代的文学理论出现哲学化、理性化的趋势。这是元代文学思想新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如他们由哲学的本体论推广到文学问题，讨论文学的本体论，出现了“文本于理”、“文本于气”、“文本于心”等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并由此建立起不同的文学思想体系。又如将人性论用于讨论文风问题等。

元初的郝经对理学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他利用理学的哲学理论思考文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具价值的文学理论，已经表现出文论的哲学化、理性化倾向，如他批评宋人论文的所谓“江山助奇”说而提出“内游”说：

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性不能逃;如平衡权，轻重在我：无偏无倚，无污无滞，无挠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

——《陵川集》 卷二○

他之所谓“内游”就是理学家所说的读书造道和积义养气，其实是二程的“定性说”^①和孟子的“养气说”在作家修养论上的阐发。

理学对文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在哲学本体论影响下文学本体论的形成。

宋以前，中国儒家哲学缺乏对宇宙本体问题的思考，自然，文论中也没有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论述。宋代理学产生，宇宙生成论是他们讨论的根本问题之一。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学的本原问题也就纳入了他们讨论的范围。

文学的本原即文学本体论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倾向。而文学本体论是受哲学本体论决定的。凡哲学上持理一元论的批评家，便主张文学的“理本论”，论文必然重“道”主“理”，朱熹所谓“这文都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便是宋代文学“理本论”代表性的论述。元代许衡、郝经等人发扬这一理论并使之系统化，他们强调“文”对“道”的依附，因而强调文的社会功利性，反对词采与工丽。在元初的北方，这种理论发展起来并形成影响，于是重道轻文的倾向达到极致，认为文只能是道的工具，表现作家一己之情是滥情。哲学上持气一元论的批评家则坚持认为文原于天地自然之气，因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所禀之气清浊不同而形成各自的气质，“文”便是作家气质的自然表现。持此以论文，必然强调文学体现自然的原则，于是文便无须做道的工具，而尽可以去表现、表达自然之情、自然之景、自然之事、自然之理。元初南方的论者戴表元、吴澄、刘将孙提出、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形成体系，影响了元中后期。哲学上持心一元论的批评家，自然认为我心即文的本原，黄溍就以 “诗成于心”^②为论诗纲领，并提出了“物我混融，境智冥合”的诗论命题^③。这一派论文便强调师心主情，“言为心声”、“吟咏性情”这些古老的命题，被他们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文学张扬主体精神和强调个性的口号。

将理学引入文论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吴澄，他是自觉运用其哲学思想来研究文学问题的。他的诗文理论，常常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本于气的观点，对文自心生的观点也有论述，由此引出文须自然、诗须道性情之真等等主张。如他“文也者，本乎气也”之论，就是建立在气本论宇宙观哲学基础之上的文章本体论。在吴澄之前，戴表元曾有文本于气之说，吴澄高于戴表元之处在于，他把天地之气、人与文、历史气运放在一起考察，有着很宽的哲学视野。气是人的本体，也是文的本体。在吴澄看来，文章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处在天地自然、社会历史这一整体系统之中，是这大系统的一部分。因而，文的创作，必然受天地自然、社会历史的制约。由于人在天地自然、社会历史面前具有主动的一面，豪杰之士突破了某些制约时，便能写出异世之文。一般说，历史发展，气运变迁，文风也随时代而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将理学引入文论，使得其文学理论哲学化、理性化，在元代文论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我们举出吴澄一人，不过借此以见一斑。

注释

① 见《二程文集》卷二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朱后学称此文为《定性书》。② 《黄文献公集》卷四《题山房集》。③ 《黄文献公集》卷四《跋静竹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