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从总体上看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积极淑世的精神

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从总体上看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积极淑世的精神

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其中，至少“观”与“群”两方面道出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人强烈的济世精神相吻合，也给了后世文人一种鼓励。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作者关注现实、参与时政的热情与使命感，就成了中国文学一个永久不衰的传统。

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人一样，宋代文人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对现实社会满腔的热情，表现了文化人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体现出执著的淑世精神。

这种淑世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的深刻反映。宋代文人虽然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杜甫那样写出过被人们公认为“诗史”的作品，但他们对现实的反映同样是深刻而全面的。北宋前期，就有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诗反映了当时“点弓箭手”造成的惨状。苏舜钦的《吴越大旱》《城南感怀呈永叔》等作反映了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状，不仅有真实的反映，还有强烈的谴责。稍后，王安石的《感事》写农民的苦难，《河北民》写边地人民所受的各种灾难，堪与杜甫同类诗相媲。苏轼的《吴中田妇叹》写了农妇的苦痛。南宋的范成大有《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直接继承唐代新乐府诗的传统，反映农民所受的苦难。这种反映现实的作品，有宋一代始终未曾断绝，甚至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词人柳永，也写出了《煮海歌》那样深刻而真切地反映盐民生活之痛苦的作品，连女词人李清照也写出了“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这样沉痛的诗句。

对现实的反映，不仅表现在反映民生的疾苦，还表现在对国家、对时局的关注与反映方面。比如北宋覆亡，文人们在作品中就从各个角度表现了国土沦陷的痛苦，大量的作品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现实;还有的表现了作者的沉郁之情，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杨万里《初入淮河》);有的表现了异族统治下的人民对回归祖国的渴望，如“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种反映，有时比之史料记载更为真实而深刻，如范成大的《州桥》一诗所写的“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①。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对现实不太关心的风雅词人姜夔的词作，也有着深深的“黍离之悲”(《扬州慢》)。

宋代文学中的淑世精神，还表现在它表现了作者们对社会、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表现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宋代社会的各种危机，进一步地激发了中国传统士人所固有的近乎本能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而统治者重用文人的政策又给他们提供了参与时政的条件。为数众多的出身于中下层的文人通过考试而进入了国家政权，更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境界和行为典范。他们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学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表现。王禹偁诗称“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欧阳修诗自道“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王禹偁还称“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吾志》);苏轼的词称“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王庭珪“愿公早请尚方剑，先斩佞臣张禹头”(《送向宣卿往衡山，兼寄胡康侯侍讲》);刘子翚“请缨倘未缚酋渠，我榻虽安何忍寐”(《四不忍》);陈亮诗写“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作词也是陈述其“经济之怀”(叶适《书龙川集后》);陆游诗写“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甚至直到临终前还“但悲不见九州同”，告诫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词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渴望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虽被弃置却仍慨叹：“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等等，都表现了宋代文学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表现出他们时刻难以忘怀的报国之志，表现出作为本民族之精英的文化阶层的精神境界。而这些作品，则成了文学传统中淑世精神的很好继承。

注释

① 参见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前言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