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积极用世、干预现实的一贯精神

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积极用世、干预现实的一贯精神

中国的文人一贯有积极用世的传统精神，而文章被称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所以，在文章中表达他们用世的精神、表达他们的理想以及对时局的看法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了。而且，对文人来说，文章也是他们最得心应手、最适于他们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宋代之前，文人已自觉而明确地提出了诸如“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主张。

宋代的文人同样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如前所述，由于宋代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且大都兼文人与官员的身份于一身，使得他们有着比此前各朝各代的文人更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加之当政者在广开才路的同时，也广开言路，使文人有了大发议论的机会与氛围。所以，宋代文人在他们的文章中，论政，论兵，指斥时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比此前各代的文人更普遍、更积极、更深刻。

北宋之初，文人们就写出了特色鲜明的论政之文，王禹偁的《朋党论》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后为数众多的《朋党论》的出现，与此文的影响大有关系。在此文写作之后，随着北宋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党争愈来愈激烈，所以人们不能不叹服此文作者的洞察力。稍后，范仲淹“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执政书》)，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胸襟，几乎成了宋代文人的行为楷模。而尹洙则针对最高统治者抑制武将而致军事失败的现实，写了《叙燕》《息戍》《兵制》等论兵之文，“但为救败之策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至苏舜钦出，“敢道人所难言”(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甚至指出“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今朝也”(《乞纳谏疏》)，言辞之尖锐、勇气之超群，令人为之动容。而北宋文坛的盟主欧阳修，其论政之文，同样胆气十足，议论深刻，如其《朋党论》一文，列举殷纣王、汉献帝、唐昭宗等帝王禁绝朋党而亡国的故事，矛头直指当今天子。改革家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书》等既是奏疏，也是不可多得的论政散文。而苏洵的论兵之文，亦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如其《六国论》一文指出：“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虽题曰《六国论》，其主旨又明确地是“讥时之弊”了。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苏轼，同样也写出了不少论政论事的精彩文章，如《御试制科策》，还有《策略》《策别》《策断》等准备应试的文字(如其中的《课百官》《安万民》《教战守》等，更具体的如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教战守》等篇)，对朝廷的用人问题、赋役问题、财政问题、备战问题，都提出了鲜明的意见，议论深刻，言辞犀利。在熙宁变法时期，他所作的《上皇帝书》，也对“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言辞亦颇为激切。苏轼胞弟苏辙，其性格较苏轼沉稳，但其文章中亦同样对时政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新论》三篇，纵论天下事，尤其是对当时的三大弊端“冗吏”、“冗兵”、“冗费”问题，做了深刻确切的剖析论断。宋室南渡，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文章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针对战与和的大政方针发表看法的文章占了主流。南渡之初最有名的文章，莫过于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此文痛陈时弊，怒斥秦桧等三人，并“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此文一出，震动朝野，金人亦“募其书千金”。稍后，范成大也写了《论献说迎合布衣补官之弊札子》《又论民兵义士札子》等文，对时政及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与范成大同为“中兴四大家”的杨万里，也写了《论君道》《论治原》《论国势》《论政》《论相》《论兵》《论将》《论冗官》《论人才》《论民政》《论选法》《论刑法》《论驭吏》等文，观点鲜明，亦不无精辟之见。而陆游的论政之文，则以《上殿札子》等为代表，对朝廷的吏治，从大到小都多有指摘。至于兼爱国名将与爱国文人于一身的辛弃疾，更是有着不少议论深刻的文字，《九议》《美芹十论》等篇早已广为人知。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其《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书》等，更是议论恢宏，言辞激切，肆无忌惮，声震朝野，连孝宗皇帝也“赫然震动”。到了宋末，又有许多爱国志士，用文章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表达自己抗敌报国的心志，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序》《指南录后序》《正气歌序》等，既抒写心志，又指陈时弊，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为宋代散文写下了最后的光彩的一页。

通过以上的罗列，我们看到，宋代的散文，与时政关系极为密切，许多为人传诵的名篇，本来就是奏疏，或是干预现实、议论时政的文字，但同样文采纵横，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名篇。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中国文人一贯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最符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作文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