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与其“国朝文派”的整体性内涵·从“借才异代”到“国朝文派”
清人庄仲方在其《金文雅序》中曾言: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
这便是有名的“借才异代”之说。“借才异代”,颇为恰当地道出了金初文坛的性质,同时,也揭示了金初诗歌与宋诗的“血缘”关系。金朝作为女真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原来的文化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几等于零。史料载其原始文化形态云:“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连文字都没有,基本上处于“结绳纪事”的阶段。但是,金代文学有一个相当高的起点,有不可小觑的成就,令人不能不思考其原因所在。“借才异代”当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金初文坛还没有生长于金源文化土壤、属于金源自己的文学家,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辽宋等异朝的汉族文人。其来源有两部分人,一是由辽入金者,一是由宋入金者。由辽入金的文士主要有韩昉、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人,由宋入金的文士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人。由辽入金的文人所存诗文作品寥寥,入金后罕有文学性的篇什存世。他们更多的是发挥了政治才具,如韩昉作为金熙宗的启蒙老师,在政治思想、治国方略上对熙宗影响很深。而由宋入金的文士,则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成为金代文坛的首批作家。现存的金代初期的文学作品,都是出自于这些文士手中的。从诗的角度看,金初诗坛的诗人,几乎都是由宋入金的汉族文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诗歌创作气氛浓厚的北宋,谙熟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如宇文虚中)在宋时便是著名的诗人。入金以后他们创作了许多作品,《中州集》里录存宇文诗50首,吴激诗25首,张斛诗18首,蔡松年诗59首,高士谈诗50首,几乎囊括了整个金初诗坛。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从风格上、体貌上,都带有很深的宋诗色彩。尽管由于环境转换等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异,但它毕竟是“移植”自宋诗,与宋诗有直接的“姻缘”,在诗的体式风貌上与宋诗相仿佛。因此,以“借才异代”来说明金初文坛,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借才异代”只能说明金代文学的启动阶段,却不能概括其整体性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流程中,金源文学不断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的独特气派。为此,金代的大文学家元好问在其编选的《中州集》中提出“国朝文派”之说: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中州集·甲集》蔡珪小传
这段话同“借才异代”的议论联系起来,正可以看出金代文学从初期到中期的发展脉络。由此又可以得知,“国朝文派”的提法,是由大定、明昌时期的诗人萧贡首倡的。萧贡,字真卿,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等职,以户部尚书致仕,故称“萧户部”。卒后谥为“文简”。《金史》卷一○五有传。萧贡不仅有良好的政声,而且识见卓拔,议论剀切。他是当时的重要词臣之一,首任国子祭酒,在当时文坛上是颇有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人物。元好问评价他说:“博学能文,不减前辈蔡正甫。”(《中州集·戊集》)可见,萧贡在文学上是与蔡珪有某种承绪关系的。
萧贡称蔡珪为“国朝文派”奠基人的观点,看来是得到当时文坛的普遍性认同的,元好问说是“天下迄今无异议”。遗憾的是,萧贡的原话早已湮没无闻。这里想指出的是,元好问在《中州集》里重提这个观点,其意义和分量都远远超出萧贡当时,且具有总结概括的性质。如所周知,《中州集》编于金亡之后,元好问是以对金源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历史责任感来编选《中州集》的。元好问自叙其编选《中州集》的经过与动机时说:
岁壬辰(1232),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刘邓州光甫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为一编,目曰《中州集》。①
遗山是抱着存留一代诗史于人世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在《中州集》的编选工作完成之后,遗山题诗云: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这里充满了对金源一代文学的深情,要使之永恒地存在时空之中。元好问在金源后期和元代前期,已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国朝文派”的概念虽未反复出现于其诗文论中,但当他重提萧贡的话来概括金源文学的发展趋势时,所持的眼光和立足点应该说是对金源文学的一种全面审视与判断。
注释
① 《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见《中州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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