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儒家经典与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儒家经典与文学

先秦时期的一部分文献在早期流传、解读过程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儒家的乃至中国古代的经典，也产生了中国古代的“经学”。儒家的“经”与“经学”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术和权威话语，给予中国文化、文学以极其深远、至为广泛的影响。这是了解先秦两汉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都应格外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的特殊背景下，儒家经典及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与精髓。它们是汉代以后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也是隋唐以后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不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不能不读这些经典，都无法排拒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制约乃至熔铸。这些“经”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都对后世文学艺术起到规范的、奠基的作用。而历代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则是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术。它同古代思想、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末期废科举、兴新学之时，才略有改观。五四运动以后，儒家经典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彻底改变，儒家经典与经学遭到彻底否定。但是，人们也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精神文化的传统不是可以简单地抛弃的。以儒家经典为内核的精神早已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中。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甚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不能不从对儒家经典的起码了解入手。

人们所说的“经”，是指儒家所推崇的几部古代典籍，指“经”的文本。所说的“经学”，则是指历代学者对这些“经”的研究与阐释。从现存的文献来看，“经”的各种注本、阐释，都在经学的范围内。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谈到对夏礼、殷礼、周礼的了解，表明他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他“自卫反(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将前代流传下来的众多诗篇进行删削整理，“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于是有《诗经》;他“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他“因史记作《春秋》”;他“以《诗》《书》、礼、乐教”^①弟子三千人。尽管与此相关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是，孔子曾以一些前代的文献教育弟子，则是没有疑义的。另据《庄子·天运》载，孔子自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孰(熟)知其故”^②，其中所说孔子见老聃并谈论自己的学术，似不足凭信，但“六经”的概念已见于该书，是值得重视的。

由此看来，孔子重视并传授这些文献，对之进行过整理，则为学术界所认同。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后学多遵循其先师的做法，通过讲授这些文献以传道。于是，这些文献也被推崇为经典，并被概括为“六经”。其中《诗》《书》《易》《春秋》各为一经，即后世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和乐各为一个领域。在汉代有《礼古经》，称为《士礼十七篇》，即传世的《仪礼》。乐即音乐，无经。于是西汉有“五经”之说。此后，儒家经典又经历了九经、十三经等整合阶段。某些专门阐释经的传、说、记成为这一经书的权威性解说，遂上升为经。如阐释《周易》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彖》《系》《象》《说卦》《文言》等，成为《周易》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单独成书;礼在《士礼十七篇》之外，又有《周礼》和《礼记》;《春秋》“经”同“传”结合成一体，随文释经，于是《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左氏传》也逐渐地具有了准“经”的资格，乃至由“经”的附庸而上升为“经”。此外，汉代还曾将《孝经》《论语》列为“经”，《尔雅》《孟子》也先后进入“经”的队列。于是，到了宋代，遂有十三经之称。现当代流传最广的就是清代将这些汇刻在一起的《十三经注疏》。

这里所要讨论的内容是所谓九经范围内的各部文献，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氏传》。

注释

①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第1935—194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② 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38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