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

明代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

文学作品是以有别于史书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的。尽管诗歌、小说、戏剧等存在着体裁上的不同，在承载社会的信息量上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实际文学创作过程中，相同的文学体裁，其虚拟的成分因创作主体的个性差异而呈现出不同，但文学在对历史社会的反映上，基本上采取的是和史学相反的形象的和虚构的方式。它可能假借了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也可能是毫无踪影依托，全由作者臆造，然后寄予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目的，匠心独运，设计和编缀成文言或白话小说，或是杂剧、传奇。小说和戏曲都围绕着一个或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展开;特别是那些话本和戏曲还有一种演出的场景效果，弥补和强化了其文本自身所缺乏的灵动特点。作为具有观察、概括和批判能力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身边不断变化的事物、民众复杂多变的心态了如指掌、体会入微，更会考虑如何抓住根本、突出典型，有力地去震撼别人，实现有效的感染效果。所以，叙事类型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民众的心绪和见闻，再加上其固有的情节性和生动性，因而对一般民众具有某种亲切感，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正如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的，三尺童子也可洞然易晓的通俗性小说，虽然涉及的都是些琐碎之事、市井常谈，但它贴近生活、模法自然，无怪读之熟悉亲切，感到畅怀兴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①。可以看出文学的反映力和震撼力的强大，尽管其反映方法不是直接去复写、直射，而是折射和跳跃的反映。就具体的人事或上层政治来讲，大多数文学作品和它似乎瓜葛甚少，但却以生动的形式驻留了创作时代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广泛的城乡事物。这些是从史书上无法获取的。

明代的小说有讲史、艳情、公案等不同的类型。相对而言，讲史小说更需要历史素材的支持。但就讲史小说而言，除了表现事件时间归属的古代和当代的差异外，也同样存在着虚实成分比重的差别：有的实多虚少，有的虚多实少，虚虚实实，互相搀和。从表象上看，实的部分更多地关涉过去;虚的部分却实在地影射了现实。在戏剧文学中，有北曲和南曲之别，即就明代中后期逐渐占据上风的南戏而言，从创作依托的题材来看，也有历史和现实的不同。在曲折反映现实的戏曲中，除了以情节和宾白作为主要特征的戏剧外，和戏剧一样具有音乐性的散曲，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变化和民众生活的素材。此外，诗文风格的变化、民歌内容的更迭，也莫不生动地反映着社会变化的不同方面。关于《金瓶梅》，吴晗有一段中肯的评论：“因为他(作家)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②这段话对我们在研究历史社会时屏除使用文学材料的顾虑是有帮助以及积极意义的。

就明代文学作品主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和戏曲而言，其相互借用的情况普遍存在： 有小说直接借用前代史书资料、唐代传奇、宋代小说、元代杂剧和宋元以及明初戏文的;有杂剧(包括南杂剧)借用宋代小说、元代杂剧、宋元和明初戏文的;有明中期后兴起之传奇对唐宋小说、元代杂剧、宋元和明初戏文题材的借用，情况极其复杂。同类型或非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在相同题材的多次假借中，不是简单照搬，而是随着作者的感受和时代的变化，对旧素材不断改造加工，甚至颠倒推翻。这些素材，有的原本就是虚构的东西，有的只是借用了部分史实成分以适合自己的架构;有的取材虽然也有根据，但与作品的主角无关;有的只是借用了既往作品的人名或地名等，而其情节全系杜撰。所以，对于素材大体相同的文学形式，无论是戏曲还是小说，不要把它们过分当真，硬要从它们中间寻出与真实历史的联系，固执地按一种思路去思考。其实，每篇作品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在使用作品中反映作者时代的社会材料时，可不要过多地去考虑和纠缠所提及的先前历史时期的人和事，只需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为便于读者熟悉起见而随机使用的符号。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基本上以某一时期的历史作为演义材料的历史文学的存在。我们预先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也就不会像索隐派那样，动辄对作品涉及到的各种相关信息去反复钩沉，硬要找出某种原始的历史根据。当然，知道素材借用间的关系对弄清故事情节和时代的变化是有帮助的，但我们更要善于发现题材间的差异和作者注入的新的内容，以作为研究社会的材料。

注释

① 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卷首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②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原载于1934年1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