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诗歌批评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诗歌批评

综观明代诗坛，明初诸家、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明末诸家及遗民诗，流派纷呈，他们或复古或趋新，或崇雅或尚俗，或主格调或抒性灵，论争迭起，主张纷繁，难以一一备举。我们从纷纭复杂的明代诗歌批评中梳理出五个主要理论问题，以期提纲挈领，贯通全局。

明代诗歌主要理论问题的确定，基于对两个关键层面的“同情之了解”：明代主流诗学(以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古典诗创作背景及“诗必盛唐”这一主张的内在矛盾;明代非主流诗人(如公安派、竟陵派)的抗争及因其抗争而导致的诗学格局的调整、变化。

作为明代主流诗学的古典诗创作背景，唐、宋诗的差异以及明代主流诗人对宋诗的不满是其焦点。中国诗的源头是《诗经》。《诗经》中本有两种类型的诗，一种是《风》诗，率性自然，可说是纯粹的抒情诗;一种是《雅》《颂》，多言“王政之废兴”，纯粹的抒情诗很少。所谓唐、宋诗之异，其实是这两种类型诗风的差异在后世的延续和进一步明朗化。盛唐诗注重认识与感悟的化合为一，高华雄浑，情韵悠然;宋诗则较多解说性、演绎性的表达方式，清新刻露，与“思”的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自宋末严羽开始，批评宋诗、赞赏唐诗就逐渐成为诗坛主流。明代主流诗学禀承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宋诗的主要弊端在于混淆诗、文两种体裁，因而特别重视诗的体裁的纯粹性，热衷于从诗的体裁规范入手来阐发诗学主张。诗“贵情思而轻事实”、诗体之辨这两大理论问题，便建立在明代主流诗学从“第一义”着手深入辨体的基础之上。

明代主流诗学的核心之一，曾被概括为“诗必盛唐”。不容回避的是，这一主张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因为李、杜和王、孟虽同为盛唐诗人，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艺术追求：李、杜诗风体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以雄浑的格调见长;王、孟诗风体现了超拔的出世精神，以清逸的神韵见长。前后七子的两位头号领袖李梦阳和李攀龙有着解不开的“大家情结”，而要成为“大家”，从中国古典诗的传统来看，就不能一味清逸，首先应当“沉着痛快”，具备雄浑的格调，因而他们极为推重李、杜(尤其是杜甫)，试图合神韵于格调;与之形成对照，徐祯卿、王世懋等却偏爱王、孟的“隽永”、“高韵”，标举“优游不迫”的风致，试图合格调于神韵。主流派内部的格调与神韵之争由此形成，并演化出“从格调到神韵”的理论格局。

明代的非主流诗学以公安派和竟陵派为代表。与尊崇汉魏古诗、盛唐律诗的主流诗学不同，公安派极力否定“第一义”的体裁规范的永恒性。三袁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样式，不同样式有不同的文体规范，文体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就一种文体而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特征，陈陈相因则弊生，只有变才能通，只有通才能发展。因此，他们提倡“独抒性灵”，以“不拘格套”的“信心”说与谨守规范的“信古”说对垒。竟陵派继公安派而起，标举“诗为清物”，意在既纠正公安派因不循规范而造成的俚俗之弊，又排斥主流诗学一味雄浑壮阔的“瞎盛唐”风格。“清物论”在明代的展开是竟陵派的主要诗学建树。

明代诗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极为广泛。依据以上的考察，我们选择了五个问题作集中阐释。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就没有必要分别论述;但相互之间又有其内在的关联性，否则就没有理由放在一起论述。它们事实上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如何看待诗的体裁规范。主流诗学确认汉魏古诗、盛唐律诗所代表的规范是必须遵循的“第一义”，并以此为基点展开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讨论和诗体之辨，格调与神韵之争也基本上是主流诗学内部因辨体而产生的冲突; 公安派拒不承认体裁规范的永恒性，竟陵派试图另立体裁规范，毫无疑问是以主流诗学的体裁规范论为其存在前提的。因此，体裁规范论是明代诗学的焦点。我们所选择的五个问题与此息息相关，并大体涵盖了主流诗学和非主流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