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金代文人涉宋创作的分类
由于政权对立,金代文人对涉宋问题主观上有所顾忌,客观上也存在交往不便的因素,所以当时涉宋创作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加上元明二代对金源文献的漠视,现在保存的金人涉宋创作的数量则更少。大体说来,这些创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官方文书,二是文人杂著,三是诗词创作。
官方文书是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产物,包括诏令、表、疏、书、牒、檄等文体,主要散见于《大金吊伐录》《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中,清人张金吾《金文最》收录较为完备。这类官方文书数量较多,直接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政治性、应用性相当突出,最能体现官方的立场。官方文书往往不署名,有的虽然署名,如署名完颜宗翰的文书,却未必真是他本人所作。其作者主要是一些从政或从军的文人。如蔡松年、赵秉文等著名文人都曾经从军南征,肯定都曾写作了一些官方文书。由于文书代表着官方立场,所以文书中的观点和立场当然不等同于文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不排除有的文书中包含着文人自己的态度和感情。如颇受时人推崇的古文名家刘中,在泰和南征期间投笔从戎,表现得相当积极和主动,“为主帅所重,常预秘谋,书檄露布,皆出其手”,战争结束后,他还被提拔,“授右司都事,将大用矣”(《中州集》卷四)。可以想见,在他所写的书檄露布中必然会有他自己感情的渗透。可惜现存文书中没有一篇署名刘中的作品,今天也无法辨明哪些文书是他所作了。
与严肃的官方文书相比,文人杂著则显得比较庞杂随便,许多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显得更加真切可感,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如《青宫译语》是金国随行翻译王成棣自汴京返回北方途中的记录,写作于天会五年(1127)。当时金兵从汴京撤退,将宋高宗母韦后等俘虏押送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该书始自三月二十八日,终于六月七日,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均为逐日记录。又如《宋俘记》是作者可恭在金人押送宋朝俘虏的多种“笔札”基础上加工而成,也具有很强的记实性。这类著作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北宋灭亡前后,数量应该较多,仅《南征录汇》所引就有九种之多。其中大多是金国文人所作,如刘同《寿圣院劄记》、克锡《青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阿懒《大金武功记》、无名氏《雏凤清声》等。从这些著作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记载北宋灭亡的经过,包括北宋灭亡之后有关北宋俘虏的情况。这时的北宋俘虏,在时间上已属于南宋了。所以这些著作仍可视为金代文人涉及南宋的创作,只是这些文献很多已经失传,现存的主要散见于《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稗史》等书中。除这类战争文献之外,应该还有些其他杂著,如萧显之出使南宋途中,著有《西湖行记》一书①,但也已失传。此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续夷坚志》《中州集》等书也有涉及南宋的记载。
在宋金对峙与交往中,金代文人还有一些涉及南宋的诗词创作,数量不多,却很值得重视。金代文人的诗词创作大致可分为征战类和出使类。前者作于宋金交战时期,或以战争为背景,或直接表现战争,如完颜亮、赵秉文等人都有这类作品;后者多作于外交往来期间,或记途中见闻和感受,或为他人送行,如党怀英、王兢等人皆有此类作品。这些诗词往往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态度,与南宋相关作品恰好形成对照。同样深感遗憾的是,这些诗词散佚严重。当时,出使南宋的文人途中应该有些创作活动,数量不至于太少,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则很少。可考的如宋楫于大定十四年(1174)跟随刑部尚书梁肃出使南宋,途中副使——赵王府长史蒲察讹里刺射杀一老虎,宋楫有诗纪其事。元好问说其诗“语意俊拔,泗州守刻石于镇淮堂”②,却未能将它收入《中州集》,我们今天也就无法看到这首诗了。受元好问好评的诗歌尚且湮没不传,那些普通之作的命运自然会更差。
上述三类文献,各具特点,互有长短,但都具有珍贵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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