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审美文化·文学与风俗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审美文化·文学与风俗

如果说艺术属于审美文化的最高层次，工艺属于中间层次，那么，民风民俗则属于审美文化的底座了。民俗与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时代之文化风气在此有它充分的显露。今日所谓大众文化，民风民俗足以当之。众所周知，明代中后期的风俗以趋新为尚，它依托于发达的消费型经济，日益求奇、求变，成为封建时代最具近代色彩的文化形态。入清以后，经济很快得到调整、恢复，繁荣的程度不下于明，但审美风尚却为之一变，转而崇古，古雅美成为一种全民风气。其中搜集古董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搜集古董并非清人所独创，前朝各代皆有，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审美习好。然而到了清代，它竟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若饥饿之于饮食”，甚至有“笃好为性命者”。各地的城市皆有文物市场，生意异常红火，以京师琉璃厂规模最大，是古董、书帖、书画荟萃之地，“古董、书画就地陈列，四方人士之精鉴赏者，辄问津于厂焉”(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除了都市文物市场，还有很多生意人不辞劳苦，跑到偏远地区去发掘地下埋藏，回内地兜售，北至黑龙江，西至乌鲁木齐，“牟利者，置窝棚于其地，掘而货之”(《清稗类钞·鉴赏类》)。古董文物包括古砚、古彝器、古钱、古字画、古印、古瓷器、古玉器、古乐器、古碑石等等。许多人收集此类物品，不仅仅为了保藏，还将其扩展成一种文化性的聚会活动。一旦某人得到了一件古器，就要邀请朋友、同道一起来观赏，考定年代和作者，搜证、研讨一番，然后品味深奥的美学价值，互相交流欣赏心得，最后必要撰文、赋诗，将此盛会转化为文学创作活动。学者阮元喜欢收集古彝器，家藏颇多，为了传授鉴赏知识，一日在家宴请门生故友，“所用器具皆三代鼎彝尊罍之属，食品一秉《周礼》，委学生监督焉”。参与者事后语人云：“阮公明经博古，一宴会而能令诸生悉某器为某形、某名，受益者多且速矣。”(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此可称为一场别开生面的古礼仪文化观摩会。

清人诗词集中咏叹古文物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也是前代少见的。如清初词人陈维崧为宣窑的一件青花脂粉箱所赋的《满庭芳》词云：

龙德殿边，月华门内，万枝凤蜡莹煌。六宫半夜，齐起试新妆。诏赐口脂面药，花枝袅，笑谢君王。烧瓷翠，调铅贮粉，描画两鸳鸯。当初温室树，宫中事秘，世上难详。但铜沟涨腻，流出宫墙。今日天家故物，门摊卖，冷市闲坊。摩挲怯，内人红袖，恸哭话昭阳。

很显然，作者在借器物抒发怀古之情的同时，也表达了追悼明王朝的沉痛感受。李泽厚指出，清代文艺有一股感伤主义的潮流(参见《美的历程》第十章第三节)，这一类作品就属于典型的感伤型文学，它与搜集文物的风气又是紧密相连的(陈维崧本人就收集有大量明朝的紫砂茶壶)。

与搜集占董相关的是清人的藏书热。有清一代最尚读书，就阅览典籍的数量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与清人相比，这便造就了清代浓厚的文化气氛。为了读书，就须购书，图书市场因此火爆。由购书，清人又发展为藏书，不管是否有暇尽阅，先买下再说，它成了一种特殊的癖好。清代人收藏图书，尤重宋、元刻本，这也属于嗜古之癖。藏书家“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之必获而后已”，一旦重金购得，必“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视为枕中之鸿宝焉”(《清稗类钞·鉴赏类》)。清代的藏书家是历朝最多的，千册以上的藏书乃是一种普遍现象，称不上家，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必达数万册之巨，且建有书库。如鄞县范氏的天一阁、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常熟毛子晋的汲古阁、新城王士禛的池北书库、秀水朱彝尊的曝书亭、金陵曹寅的楝亭、北平孙退谷的万卷楼、杭州吴焯的瓶花斋、余姚卢文弨的抱经楼、苏州惠栋的百岁堂、大兴翁方纲的宝苏斋、海宁吴骞的拜经楼、桐乡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等。这些人既是闻名海内的藏书家，也是著名的学者或作家。

其实清代人藏书，不光限于学者，普通市民，乃至不读书之人，也爱好藏书，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资本。据记载，当时富商大贾以重金购买古书、古字画，制柜珍藏，结果发现乃属赝品的比比皆是。某富翁曾购得一部“宋版”书，书商指点云，封面为宋代五彩蜀锦，衬纸为宣州旧玉版，富翁大喜。翌日持以示人，客人发现书名为“元秘史”，便问之曰：“岂宋时已预刻之耶?”富翁此时方知上当。又比如京师琉璃厂书肆有一部《图书集成》，标价万金，送礼者多将其列于礼单之首，作为贿赂权贵的重物，此书屡售而屡现于书摊，依然标价万金，可见权贵们原已转手换钱矣。不管真读书也好，趋赶时髦也好，总之，以书为贵乃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而且确实也存在着一种以典雅为美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和商品经济相结合时，就变为古今杂糅、雅俗混同的社会景观了。

综合而言，审美文化作为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范畴，其内部各层次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协调、彼此相通的。清代文化的底蕴正是通过它们的整体沟通，得以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