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诗经》与地域文化

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诗经》与地域文化

不少学者认为《诗经》的文化学研究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开始受“文化热”的影响而复兴^①。其实不尽然。东汉《诗》学大家郑玄著有《诗谱》，除了排列《诗经》的世次，同时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5国风及《雅》《颂》所出地域的历史沿革等概况。班固《汉书·地理志》在介绍地理沿革时常常与《诗经》相联系，指出各地资源形胜、历史传统、民风好尚，其中论及地域文化之文字似开后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之先河。此外《诗经》地理专著有宋王应麟撰《诗地理考》、清朱右曾撰《诗地理征》等。到了当代，朱东润先生主张，《风》《雅》《颂》是按地域标准分类而得。所以用地域文化的方法研究《诗经》无疑非常切合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

《诗经》采编之时的中国正处于地域文化从“一个中心，四方边缘” 的简单粗放的分布格局向更为细致复杂的格局过渡的末期。这种地域文化的过渡状态历时绵渺，从传说中的炎黄之世到西周立国乃至春秋都在其中。在此期间，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文明进展方式大体呈现为三条线的平行并进”^②，这意味着夏人、商人、周人各自的生存空间并未因弱肉强食、排挤打压而消失，他们流移的势力范围相对独立、此消彼长、动态共存。达到这种平衡的方式无非是战争、迁徙、通婚、共同的灾难等，而尤以战争和迁徙最能促进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翻开夏商周的历史，可以看到许多次有案可稽的迁徙。面对如此之多的迁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并非大胆妄臆的猜测： 这一时期地域文化的碰撞、融合必定是异常活跃激烈的。“伴随着当时国家社会政治新秩序的再建、分封人口的再编组……既强烈迫使原有族群内部结构的衍裂，又人为推动着各族群的流动和融合，组合为人地一体的新族群……实际上已成为带有‘华夏化’性状的地域性社会政治实体”^①，这就为日后地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内涵界定和空间分布的基础。春秋战国时代若干成型的地域文化都可以追溯至此。

《诗经》就处在这种地域文化大交流大、碰撞、大整合时代的末期，巨变的时代滋养着它，它见证了时代巨变，充实着地域文化。《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在名称上便有比较明确的标识。它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其地域之广包括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区域。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和四川等地区，都在它的范围之内。具体说，三《颂》之中，《周颂》产生的地域自然是镐京，《鲁颂》出于鲁国，《商颂》则为商人旧作。二《雅》乃王畿之乐，当然也是周都(西周都镐，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的作品。15国《风》，其产生的地域各如其名所示，唯二《南》与《豳风》，尚有异说。但大都认为，二《南》之地域北至黄河流域，南及江汉流域;《豳风》则出于今陕西彬县东北。二《雅》、三《颂》、15国《风》与地域之对应关系可用下表大略表示(表内数字表示诗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