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文体递变

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文体递变

在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文体的递进性嬗变，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问题。从已知的最早的基本构成体系的语言文字文献资料甲骨文来看，在语法结构上，已具备主、谓、宾等句子成分，但是修饰成分还不够发达;在句式方面，以单句为主，复句非常有限;单词数量不足三千，词义也比较单纯，当时的文字基本上表现的是它的本义^①。

当语言文字发展到了春秋晚期，在句子结构中修饰成分逐渐成熟，单句有扩展的趋势，复句也相应地增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单词数量大幅度增加，词义通过引申的途径也比较丰富了，同时词义的色彩义开始出现。到了秦汉时代，语言文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有人对《左传》与《史记》的语言做了比较性的研究，认为在《史记》时代，句子成分业已完备，以动词为核心的谓语成分有了扩展的趋势，连动、双宾、兼语等比较复杂的谓语形式相当普遍，动词修饰语逐步增多，虚词分工趋于明确，用法也逐渐规范，单音词的并列使用与词的双音化倾向呈现出词汇向双音词发展的走势^①。概括地说，从甲骨文时代到《史记》时代语言文字的发展，表现了句子成分完备化、句子形式复杂化、语言表达准确化、具体化、生动化的态势。这种语言文字的发展总趋势，就是先秦两汉文学中文体由简约向细密、由质朴向文饰、由萌生向成熟发展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比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发展，就是在语言文字发展的作用下实现的。

大家知道，甲骨文中占卜性的文字记事极为简约，它只是客观的记事，记述占卜活动中的署辞、兆辞、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全无贞人的主观表现。这反映了以文字记事之初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在现存的早期史书中得到印证。像《逸周书》《世本》等记事文字极简，仅为客观性记事而极少表现记事者的主观色彩。随着词义中的色彩义的产生，情况便不同了。孔子的《春秋》虽记事仍然简约，但往往以一字寓褒贬，于微言中蕴大义，将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渗透于文字之中，表现出寄意于言外和鉴别是非以史警世的情感意识，这是历史散文的文学性发展的第一个进步。

比《春秋》稍晚的《左传》较之“甲骨文”及《逸周书》《世本》《春秋》在记事方面已较为细密、详实了。《春秋》中“一句话”式的简短的纲目类记事，在《左传》中一般都有所扩展，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像《春秋·隐公元年》记述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左传》中已经用长达近五百字的文字来记述了。如果排除《左传》作者以历史事实宣扬儒学、以事明理的创作动因，从语言文字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左传》现象无疑是这一时期在语言表达上要求具体、准确、详尽的结果，而只有词汇的相对丰富、句子成分的相对完备、句子形式的相对复杂化、语言的相对成熟，才能使《左传》现象的发生成为可能。我们认为，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很可能是汉语发展的一个大飞跃的时期。战国时期的史书《战国策》与《左传》和《国语》比较，在语言的夸饰雄辩方面又显示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战国策》中的纵横家的“辩辞”之中，这一特征更为突出。这是在语言表达要求具体、准确、生动的内部规律驱动下，语言修辞趋于成熟的表现。在《战国策》中声韵节奏的讲究、整散句式的交错，各种句型、句类的互用，是积极修辞的表现;而引类譬喻，大量使用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夸饰铺陈、对偶排比，则是消极修辞的表现。这是文学语言在具体准确的基础上追求生动而必然产生的结果。

毫无疑问，语言文字的发展造就了《左传》《战国策》的语言艺术成就，而《左传》《战国策》的语言实践也促成了先秦文学语言的发展。正由于《左传》《战国策》的前期语言实践，才在汉代文学中诞生了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高度成熟的具有范示性的史传文学。在《史记》和《汉书》中，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描写语言，抑或人物对话，都达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从而使之成为史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在先秦两汉，除历史散文而外，先秦的诸子散文，两汉的政论散文、学术散文，还有先秦两汉的诗歌，莫不是在语言文字发展的推动下，胚胎、发育、诞生、成长，最终走向成熟的。

注释

① 这里的本义,不是词的原始意义,而是指词在文字产生阶段的意义。① 参见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该文收入作者的《两汉汉语研究》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