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识与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发展·汉魏六朝小说虚实相间的特性

史家意识与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发展·汉魏六朝小说虚实相间的特性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影响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礼记·聘记》：“辞多则史。”郑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可见，在中国历史著述的传统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青史子》作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为密切。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汉书》和《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所谓古史34部、666卷，杂史72部、917卷，霸史27部、335卷，旧事篇25部、404卷，杂传217部、1286卷。这种分类其实非常混乱，但是，无论怎样分类，其中有许多后来称之为小说的著作，如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著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著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我们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喻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见宝鼎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可见，《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两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时代色彩。对此，以往的论著似乎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因为当时文人认为自己的修史，哪怕是野史，也是本着实录的原则，因此，我们所说的汉魏六朝小说，实际上，创作者并没有把它们视之为街谈巷议的无聊之作，而是非常认真，认为确有其事，才形诸笔端。因此，这些小说，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当的史料价值。对此，曹道衡《王琰及其〈冥祥记〉》有过精彩的论述，可以参看。这里就不拟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