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诗歌·南宋后期——四灵与江湖诗派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诗歌·南宋后期——四灵与江湖诗派

在南宋后期诗坛，江西诗风已至末势，除陆、杨等大诗翁出入江西而自立以外，比他们略晚一点的诗人们也纷纷弃宋调而学唐诗。宋初流行的晚唐体久经岑寂之后，再度兴盛起来。自称“四灵”的永嘉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针对江西诗派的“资书以为诗”，倡导“捐书以为诗”。他们多以乡隐为生，诗歌也多写隐逸情怀，往往作得精致小巧，诸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之类。中晚唐诗人姚合、贾岛的清苦诗风和苦吟诗法成为他们的榜样，“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枯健犹如贾岛诗”(徐玑《梅》)。他们以世外人自居，“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唯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元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载赵师秀语)。

四灵的诗名在当时主要是因永嘉学派的宗师叶适褒扬而“天下莫不闻”(赵汝回《薛师石〈瓜庐诗〉序》)的。叶适曾编《四灵诗选》500首由陈起刊行，“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叶适《徐文渊墓志铭》)。明人徐象梅《赵师秀传》称四灵作诗“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其诗清新圆美”。

当代文学史家凡论四灵，皆讥其境界狭小，总在山林寺庙中欣赏着斜阳寒水，自命清高。其实这也是生当王朝末世而隐居江湖的文人们洁身守志的寻常家数。四灵诗的主要价值在艺术而不在教化。他们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成果，确能给人以艺术美感。当时学四灵诗的人很多，不仅永嘉地区流行“四灵体”，而且许多江湖诗人也受四灵影响，二者有许多相似的品质，又有些前后相因的关系。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程千帆《两宋文学史》曾说“两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所谓江湖诗派，是个外延很宽泛而内涵比较复杂的概念。江湖主要是相对于朝廷而言。在两宋诗坛诸流派中，江湖诗派的体系最松散，分布最广，诗人最多(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考证有138人)却无宗风宗主。但其名称之由来却非常明确：杭州书商陈起刊刻丛书《江湖集》，并因此而引起了“江湖诗祸”文字狱。江湖诗人多是山林隐士、江湖游士，也有少数下层官吏。其中较为著名的诗人，早期如姜夔，后有刘克庄、戴复古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学过江西诗派，但后来主要学中晚唐诗。他们在作品或往来书信中常常以“唐诗”、“唐体”、“唐人风致”、“晚唐体”、“晚唐诸子”为时尚。这些人还喜欢编选唐诗选集，或编写自己的《诗话》。这是一个唐诗盛行、诗学发达、诗人众多但欠天才而无大师的时期。江湖诗人远世俗而近风雅，尚清鄙浊，疏仕宦而求自由，作诗讲究“韵度清雅”(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后人对江湖诗派普遍持严厉的批评态度，通常是说他们的诗气格卑弱、规模狭小，词语鄙陋，小巧细碎，缺乏盛世气象和大家风范等等。今人吕肖奂在其《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中力主改变审美标准，从平民化、俗文学的视角来看江湖诗派，也有许多长处。

江湖诗派之后，就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宋末诗了。宋、元易代之际，一些诗人吟唱着国破家亡的血泪悲歌，如文天祥的尚气守节，郑思肖的忠贞哀叹，汪元量的故国哀思等等，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沉重的时代成就了沉痛的歌吟。后人读这种血泪丰满的诗篇时，首先被其情怀所感动，通常情况下对艺术技巧的要求在这里往往就淡化了。在历朝历代的“亡国之音”中，赵宋悲歌最为醒目，可称道的名家名作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