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科举·词科的设立与南宋文学

宋代文学与科举·词科的设立与南宋文学

王安石科举变革的“罢诗赋”，发展到哲宗亲政与徽宗时期，搀杂进去变异的政治目的，变本加厉，甚至连社会上传习诗赋也被立法禁止。士人文化修养的降低，导致文风的衰疲。徽宗也认识到这一点，政和三年诏书说：“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词繁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这不仅仅影响到文学人才的培养与涌现，而且，直接影响到朝廷相关人才的选拔工作。宋代皇帝诏书与各级官府文书，用骈俪文体，四六对偶，辞采富丽。在这一方面，朝廷与各级官府都需要大量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文学之士。为了弥补朝廷与各级官府所需的文学人才的匮乏，哲宗以来朝廷设立“词科”考试，选拔专门文学之才。

“词科”是总称。具体地说，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设“鸿词科”，试章表、诫谕、露布、檄书、赋、铭、序、记等9种文体;徽宗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设“词学兼茂科”，考试内容去檄书，改试制诰，仍试九种文体;高宗绍兴三年(1133)八月改设“博学鸿词科”，考试内容改为12种文体：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理宗嘉熙三年(1239)设“词学科”，降低要求，只试文词。词科取士不多，四科所取大约是一百一十多人^①。

“词科”的设置，诚然是为朝廷选拔专门人才，但是，必然影响到同时代以及后来的文风。南宋文风的再度昌盛，与“词科”有一定关联。首先，朝廷重骈俪文，带来宋四六文的繁荣，名家辈出，如王安中、汪藻、孙觌等等。其次，“词科”考试同时刺激了相关文体的繁荣。北宋末年以来发展起来的骈俪文，讲究音韵声律、对偶辞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汪藻《浮溪集》时言及四六文体说：“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南宋谢伋《四六谈麈》则说：“宣和间，多用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凡此种种，与诗歌作风相近。四六文的繁荣，必然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南宋诗坛风起云涌，其中有骈俪文创作之推波助澜的功劳^①。

宋代“以文为贵”，文人士大夫地位尊贵，与历代有显著的不同。综观宋代文学家群体，有如下三点不同于以前朝代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都是科举考试出身，其中相当一部分官至显赫;其二，这些科举出身的朝廷显贵，往往都是一流的文学家，领导了当时文坛的创作风气，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等;其三，这些身兼朝廷权贵与文坛领袖者，许多人都做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甚至对科举制度的变革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已经被付诸实践，反过来对科举制度的发展起了导向作用。受“学而优则仕”目的的驱动，宋代文人密切关注科举制度的种种变革，其文学创作体式的选择、内容的表达、作风的趋同，都与此相关。宋代“西昆体”、“太学体”乃至“诗文革新运动”，都受到科举制度的直接影响，宋人在文学创作中喜发议论的作风也来自于科举考试的特定模式。所以，“宋代文学创作与科举制度”是一个有待开拓与深入的重大研究课题。从这个角度入手，能够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理解文学创作与社会环境改变的紧密关系，更深入地认识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面貌、行为模式、文学创作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更深入地剖析宋文化的精神实质，乃至对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沿革、文体文风的转移，也可以有提纲挈领式的宏观认识。

注释

① 详见聂崇岐《宋词科考》,《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① 有关“词科”设置对南宋文学的影响,请参见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与南宋文学走向》一文,载《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