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魏晋南北朝文学·音乐调式特点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音乐与魏晋南北朝文学·音乐调式特点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魏晋文风的转变，除了社会学的原因之外，音乐也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譬如说，清商乐的盛行似乎就与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汉代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情趣，是与当时的音乐整体调式有关的。相和曲的调式，有三调和五调之说，大致有平调、清调、瑟调，以及楚调、侧调。《乐府诗集》卷第二六《相和歌辞序》云：“《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①清商三调的特征是：“其节极短促，其音极纤微。长讴曼言咏，不能逐焉。”^②谢灵运诗云：“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文选》卷二八)六引指的应是《相和六引》，三调为“清商三调”，相和歌“缓繁”的音乐形式适合表现慷慨悲怨的情感。曹植《杂诗》“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子建集》卷五)正是这种情感宣泄的写照。建安作家与音乐关系十分密切，大量篇什论及音乐。如曹植《箜篌引》：“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子建集》卷六)王粲《公宴》：“管弦发徵音，曲度清且悲。”曹丕《善哉行》：“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正会》：“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作家通过清商乐抒发了其慷慨之气。汉末战乱给诗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对生命的悲情，需要付诸于清越激昂的音乐。这也许就是清商三调为曹氏所青睐的缘故。

晋室南迁之后，原来的清商三调散佚，民间的“新声”兴起。这种新声多“靡艳之辞”，与朝廷礼乐制度多所违背。对此，“好文史，解音律”(《南齐书·王僧虔传》)的王僧虔曾上表就新声流布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之情：

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

——《宋书·乐志》

《礼记·乐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孔颖达疏曰：“噍杀，谓乐声噍蹙杀小。”南朝新声哀婉动人，旋律繁复。与雅乐相去甚远。王僧虔的忧虑正说明新声在民间十分流行，并且渗透到上层社会。《世说新语·言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包括帝王，都喜好这种新声杂曲，甚至自己度曲歌唱。

(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

——《隋书·音乐志》

新声的繁盛自然意味着雅乐的衰落，何况雅乐系统已经不甚完整。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大转型。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至于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

——《乐府诗集》卷六一

音乐上的争议，在文学上以同样的话语方式表现出来。《隋书·文学传序》：“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还有把音乐的批评与辞章的批评放在一处的，如：

(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隋书·音乐志》

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

——《隋书·音乐志》

对绮艳文辞与哀音新声的批评如出一辙。可以看出，文学辞章与音乐互相影响，形成了南朝靡丽哀艳的文学特色。

北朝的文学尚实，《隋书·文学传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是从总体上来看，大致如此。论者强调南朝文学深受音乐的影响，“宫商发越”，“宜于咏歌”，而北朝文学重 “词义”，“便于时用”。音乐成为论者区别南北文学特色的标准之一。北朝后期有不少模仿南朝文学的作品，北魏孝文帝与孝明帝时期，政治与文学较为昌明。《北史·文苑传序》：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立岁年，未闻独得……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说明北朝文学的繁盛新风与音乐是分不开的。《魏书·乐志》云：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

总之，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音乐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更详细论述。

注释

① 关于清商三调与相和歌的关系,可以参看丘琼荪《燕乐探微》、逯钦立《“相和歌”曲调考》、王运熙《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及曹道衡先生的《相和歌与清商三调》。②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转引自刘志伟《从音乐意象看魏晋诗歌与音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