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科举考试作为古代中国独创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直为史学研究所关注。但有关科举制度和文学的关系，除了唐代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加以研究，宋元以后便无人注意。到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史料愈益丰富的明清时代，比之科举制度本身，有关科举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其缺乏^①。盖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已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结果，无意中竟伤害了文学史生态的完整——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只不过不是像唐代那样激励了文学技巧的钻研、文学才能的磨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八股文以外的文学修习。清初黄生曾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①这还是从用心之专的角度说的。施闰章更从教育到出版，对当日的文学写作表达了近乎绝望的无奈。他说：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远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约，其学不惟诗歌文词也，而所为乃绝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晋之作者，可考而知也。唐以诗为业矣，李杜数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制，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取备体，其矜慎如此。今人束发受举子业，父师之所督，侪友之所切磨，胥是焉在，犹患不工。及壮长通籍，或中年放废，始涉笔于诗，稍顺声律，便登简帙。以不专之业，兼欲速之心，弋无涯之名，怀难割之爱，固宜出古人下也。^②

今人考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往往从文体表现机能的演进及文体资源的开掘来审视文学发达的可能性^③。然而文学在不同时代，还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总体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写作，它和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样的关系。参照我们亲历的当代文学史，不难体会政治环境和商业氛围对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而在明清两代，对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是科举。围绕八股文而形成的一整套科举文化体系，构成一种文化环境^①，文学写作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扭曲变形。从黄生、施闰章的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多么深刻地感受到，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他们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又怎么看? 这关系到如何看待明清时代的文学生态及文学写作的命运。弄清这一点，对我们整体把握明清文学的历史特征至关重要。

注释

① 关于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已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2)、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华光书局1975)、刘兆滨《清代科举》(东大图书公司1977)、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等专著,而关于科举和文学关系的研究,仅知有柯敏菁《科举在清代小说中的运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司马周《为儒有幸逢明主,及第由来拜美官——洪武科举制度与诗文之关系》,载《江苏文史研究》2002年第2期。① 黄生《诗麈》卷二,《皖人诗话八种》第85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② 施闰章《天延阁诗序》,载《施愚山集》第1册第141页,黄山书社1993年版。又参见梅清《天延阁删后诗》卷首,康熙刊本。③ 详见蒋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① 有关八股文化学术体系的问题,可参见罗时进《论中国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号,花园大学文学部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