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编。共135卷。是在冯惟讷《古诗纪》、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基础上重编而成,可称是目前收录先唐诗歌最完备、考订最精密、编排最得体的集大成的巨帙。众所周知,先唐诗歌大多散佚,见于流传下来的《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者毕竟是少数。有些作家的诗,散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中,往往已经删节,并非全文;至于像《北堂书钞》等类书及李善注《文选》一类书所引佚文更是片言只语。丁福保对前一类佚文多予收录,而后一类则多所忽略。其实,这些零星佚文,有时也能略窥一个作家的风貌,如东晋诗人许询五言诗,丁书只收《竹扇诗》四句,并不足以见其玄风,而《文选》江淹《杂体诗》注引有两句,似更能代表其特色。可是这两句诗丁书未收,而逯书录入。这种佚文在搜集时,难度往往更高,更能见出编者的学识和功力。本书引书近三百种,隋以前歌诗谣谚,除《诗经》、《楚辞》而外,绝大多数辑入此编。如阮籍四言《咏怀诗》13首,第三首以下皆冯、丁二书所未见,现在也据明刻补入。又如《韵补》所引陈琳等的诗歌,《法书要录》所载王羲之《兰亭诗》,《宋书》所引刘义隆诗歌,地方志所引谢灵运诗歌以及碑帖、佛道经典中的歌谣等,也是冯、丁二书涉及到而失收的。此外,还有不少近世才发现的汉残简,如《风雨诗》、敦煌石室《老子化胡经》以及日本所藏《文馆词林》残卷等均一一补入。其收录之广博可谓空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遍检群书,将全部诗歌核校一遍,均标明出处;凡各书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前人校勘成果,均予著录,异文齐备,极便研究。这种做法,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已有成例在先,而在诗歌方面,不论冯惟讷或丁福保都没有做到。其实这是真正见功力的地方。因为把前人已搜集到的材料加以汇编,还是较易着手的,但是要钩沉索隐,考订出处及诸本异同,则必须博览群书,考列排比,这是极为艰巨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既有利读者,亦备复核,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科学价值。
如果说搜罗佚文、排比资料还仅仅显示作者之博学,那么,考订作品真伪、作者年代则尤见作者的功力。本书的考订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辨证真伪。如流传甚广的“苏李诗”,古人已有疑辞,而冯、丁二书仍以苏李诗置于西汉卷中。逯钦立早年作《汉诗别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征引古今论析,从内容题旨和修辞用语等方面考订 “苏李诗之为东汉末年士大夫之作”,因而编入东汉卷。其二是确定年代。如《琴操》诸歌考订为后汉琴工所作,从而归入东汉无名氏作品。丁氏《全梁诗》有任豫《夏潦省宅》诗,据《隋书·经籍志》考为南朝宋人,作于益州,故归入宋。其三是考明作者。如考谢灵运《折杨柳行》第一首为曹丕所作。又如李昶两首诗,丁福保将其中一首归北周宇文昶,另一首归隋李那。其实这是一人所作,本书则统归在李昶名下。其四是改正题目。如宋刻《陆云集》中《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割“奚世都为汲郡太守”以下61字为序,并在题下注“并序”二字,冯书以为不妥,将“奚世都”以下移至下文《赠汲郡太守》诗下为序,丁书依从此说。本书则以诗和序互证,认为“奚世都为汲郡太守”以下61字当与《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诗题相接,勘正了宋刻陆集和冯、丁二书的淆乱。其五是分合篇目。如把古辞“步出夏门行”与“陇西行”合为一首;应璩“年命在桑榆”一诗分为两篇等。其六是剖析体裁。如论定刘邦《鸿鹄歌》表面为四言,实际是楚歌体诗。很显然,本书不止资料丰富,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不少的启迪。
本书的编排次序也改变了以往的模式,一以时代先后为准。《古诗纪》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较之过去有所改变,但仍以帝王居先,妇女在后,因此在编排《全汉诗》时,把西汉的唐山夫人、戚夫人置于东汉末。对于一代作家的次序,也放得很乱,如《全宋诗》中,卒于宋明帝时的谢庄放在卷二,而早于谢庄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的谢灵运却放在卷三。这不但不利于读者了解历史背景,也不利于翻阅。此书编次则“略以卒年为准”。先唐史料有限,很多作家生卒年及年代常常难以确考,而且工作极为繁难,编者为此花费了极大的功夫,排比梳理,不仅能显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易于比较不同诗风和流派,为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方便。
当然,像这样一部囊括千余年的诗歌总集,偶有失照,在所难免,譬如作家排列的先后,虽以时代为准,但在宋诗部分,鲍令晖卒于鲍照之前,而书中却置在鲍照之后。又譬如梁诗首列萧衍,而年长于他的沈约、范云却置在其后,自乱体例。问题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第一,漏辑。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未曾寓目之书,这类问题不是很多,因为近年发现的有关汉魏六朝的诗歌文献不多,可举出不过几种而已。其二是可见而失辑者,这类较多,如历代笔记、诗话、类书、地理书乃至南北朝几部史书等依然可以辑出一些。第二,失考。所谓失考主要指下列几个方面:其一是编订错乱,如作者考订的错误,作品的重收乃至误收(江淹的四首《杂体诗》分别被误收在曹植、张华、颜延之名下)。其二是伪作混入,如沈约名下的《登北固楼》。其三是出处有误。其四是校点未安。漏辑和失考这两类问题较多,近年多有学者进行匡补。第三,小传。这类错误有两类:其一是史传本不误而小传误者,如张衡、曹丕、王融、王锡、萧子云等;其二是有些作者的仕历及生卒年,正史本身的记载就很模糊,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小传或臆断致误,或沿袭旧误,如王僧孺、周舍、萧琛等。不过这类失误与全书的巨大价值相比,只是白璧微瑕,似不为过。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刘跃进著《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问题》一文①。
注释
① 载作者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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