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诗论·论诗书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诗论·论诗书

书信体中含有论诗谈文的内容，大致始于建安以来。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陈琳的《答东阿王笺》等。陆云的《与兄平原书》更是较为集中地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梁代萧统和萧纲的书信中，也含有不少论诗的内容。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在书信中论诗谈文的比重越来越增多。到了唐代，论诗书成为文人表达文学批评意见的便利方式之一。

从唐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许多重要的批评意见就是通过书信体表达的。作为揭开唐诗革新运动序幕的理论纲领，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一封书信^①：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伯玉文集》卷一

这里所说的“兴寄”，兴指感兴，寄为寄托，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陈子昂的《感遇》38首，便是感而有所寄托之作。《新唐书·陈子昂传》载，王适见其《感遇》诗曰：“是必为海内文宗。”又谓“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②。卢藏用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③，说明他的诗歌体现了“道”。杜甫《陈拾遗故宅》云：“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④文本于道，文道一贯，这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自贵游文学兴起而“道丧”，自陈子昂出现才逐步恢复。所以唐人高度评价陈子昂的贡献。唐代文运之开新，实肇始于陈子昂之复古，复古便是恢复古代文道合一的传统。而对这一传统恢复的宣言书，就是这封书信。

白居易、元稹出于补救时弊的政治目的，强调诗歌的讽喻功能，在中唐诗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们的意见也是集中体现在《与元九书》《叙诗寄乐天书》等文章中的。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①。本来，美刺褒贬是中国诗学传统之一，诗人首先是士人，因而也就担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使命。但是从安史之乱后，诗人的精神状态由盛唐时的豪迈进取转变为凄凉感伤，由向外的扩张转变为向内的收敛。诗人既不复有拯世济民的雄心，诗歌也就失去了扬善惩恶的功能。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等人掀起古文运动一样，是在不同的文体上追求共同的文学效用。故其理论核心就是讽喻，基本方法就是美刺。相类似的，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也往往借书信体表达，如《答李翊书》《与韦中立论师道书》等。

唐人在文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对诗味说的提倡。虽然在钟嵘《诗品》中，已经提出对“滋味”的重视，但这一审美观念只是偶一出现，最重要的是，这种审美观念并未在创作实际中得到落实。唐人的诗味说是在对唐诗成就加以总结之后的理论反映，它也同样是出现于书信体中。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矣。”(《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在《与极浦书》中，司空图进一步指出：“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可容易谈哉! ”(《司空表圣文集》卷三)到了宋代，“韵外之致”、“味外之味”就成为时代的共同审美要求。这也正是对唐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唐人书信中，有明确标明“论文书”或“论诗书”者，如柳冕 《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与徐给事论文书》《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答杨中丞论文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韩愈的《与冯宿论文书》、柳宗元《与友人论文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孙樵《与友人论文书》、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等，从书信形式发展来看，这是值得注意的。此后，在叙事、抒情、议论之外，“论文”也成为书信中的一个分支。

注释

① 此文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嘉靖本及姚铉《唐文粹》,均题作《修竹篇并序》,唯《全唐诗》卷四题作《修竹篇并书》。参看罗联添《唐代诗文集校勘问题》,收入《唐代文学论集》下册,学生书局1989年版。② 《新唐书》卷一○七,第407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③ 《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三八。④ 《钱注杜诗》卷五,第138页。① 《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第960、96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