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黄老思想下的汉初文学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黄老思想下的汉初文学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学术上提倡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指汉初以道家为基础同时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这里引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实际是指黄老之学。其道法自然、养生保真、柔以克刚、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影响了汉初文坛，形成重真、简、美的文学风尚。同时，南北文化的交融使得汉初楚声兴隆，诵读楚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其兴盛除汉初统治者好楚声的人为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艺术精神与汉初思想有一种冥符默契，“这充分表现为汉人一方面试图通过楚文化浪漫神奇的想象来把握蓦然呈现眼前的地广物厚、生灵汇聚的现实世界，一方面又从楚人发舒浪漫情思间所寄寓的对大自然的惊愕与恐惧心态中接受了一种永恒忧患，并将此忧患意识从自然转向汉初战乱方息的满目疮痍、隐难未尽的现实社会”^①。这种忧患意识结合士人对人生和命运的关注，化作一种潜流一直在两汉文学精神中流淌。 以贾谊《��鸟赋》《吊屈原赋》等为代表的汉初辞赋创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初文学精神。然而同屈骚相比，作品在抒发人生失意和感慨时虽然同样感情激切，但因缺乏屈原的身世经历，主要借屈原以自喻，走的是一条悼屈、效屈之路，因此多陈词模拟，其艺术的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同时，其中一些作品所透出的“隐伏远身”等道家观念，也带给读者以与屈原作品不同的阅读感受。

汉代作家真正对屈原有所继承的是司马迁。他明确意识到屈作中哀怨激愤的情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同时，他突出了《离骚》“怨”的特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另外，司马迁认为，宋玉、唐勒、景差等后人虽好辞且以赋见称，却缺乏屈原不顾个人安危的“直谏”。由此，司马迁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原因，即“发愤著书”。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的“发愤著书”并非个人私愤的发泄，而有更广的内涵。一方面，作者志向抱负不能施展，便以著书为寄托。另一方面，继承“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传统，总结历史经验，实现自己“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司马迁对文学创作的这些认识，和其身世遭遇紧密相关。最初其修史是为完成先父的遗志，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后遭李陵之祸，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心境的变化遂导致修史动机的变化，司马迁进一步深切体会到前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阐明了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活、个人身世遭遇的关系。这一理论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揭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规律。

同以上文学观念相联系的是《史记》表现出的“直录”和“爱奇”的双重价值观念。所谓“直录”即班固所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谓“爱奇”，即指司马迁笔下活现了一系列“倜傥非常”的“奇人”。正是因为作者挚爱笔下历史奇人的功业品节、精神气质，才使得他对历史的“直录”描绘中掺和着激越的情感和艺术的夸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叙事多采用“诗笔”而非“史笔”，强调主体记述者对历史现实的介入，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式的历史观，它使得作品在审美层面上达到了历史关照和艺术呈现的完美统一。①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第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