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政治·宋代朋党政治与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善则美”

宋代文学与政治·宋代朋党政治与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善则美”

元丰七年，宋廷“诏太学外舍周邦彦为试太学正，寄理县主簿。邦彦献《汴都赋》，上以太学生献赋颂者以百数，独邦彦文采可取，故擢之”^③。从现存其《汴都赋》观之，旨在赞美新法。周邦彦因作赋赞美新法，被擢为太学正;元符元年，“绍述”新法的哲宗命其重进《汴都赋》，由国子监主簿迁为秘书省正字;徽宗时，因《汴都赋》又得到了重用，至政和六年，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周邦彦的这一经历，具体说明了“善则美”作为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士大夫的立身之本与朋党政治的关系。

朋党政治在排斥政敌，压制异论的同时，需要赞美诗，为其政权的运行制造舆论，特别在朋党政治日趋专制和残酷时，更是如此。“善则美”在崇宁党禁和绍兴和议期间成为文坛创作的价值取向和主流，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崇宁元年，徽宗即位，起用蔡京为相。徽宗与蔡京在崇宁三年立309人的党人碑，次年又建立了用于粉饰太平的大晟府。据《宋史·奸人传》：“京每为帝言，今钱币所积，赢五十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于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又据载，“大晟乐即成，八音克和，嘉瑞继至。宜德能文之士，作为辞章，歌咏盛德，铺张宏休，以传无穷。士于此时，秉笔待命，以幸附托”^①。于是，一个阵容不小的、以“善则美”为价值取向和立身之本的“大晟词人群”应运而生，诸如晁次膺《金人捧露盘》(天锡禹圭尧瑞)、万俟咏《雪明��鹊夜慢》(望五云多处春神)、晁冲之《上林春慢》(鹤降诏飞)、晁端礼《鹧鸪天》(绛烛银灯)、王安中《绿头鸭》(魏都雄)等以歌颂徽宗与蔡京集团之“盛德”为主题的谄谀之词连篇累牍地出笼，终成徽宗在位期间文学创作的主流。

这一创作主流虽然在靖康之变中被稀释得一干二净，至绍兴和议，却又死灰复燃，且来势更凶猛。其首次大规模的“善则美”运动在绍兴十二年。该年，金人按照和议协定，放还高宗生母皇太后韦氏。为此，高宗政府宣布：“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赖陛下圣明，虚心屈己，上天悔过，和好克成，归我太后，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诏下，朝野文士纷纷响应，作者达千余人之众;同时“有司”奉诏展开了评奖活动，在一千余人赞美高宗和秦桧签订和议、“共图中兴”之“盛德”的作品中，评出四百首为优等，其中吴㮚为第一，张昌次之，范成大的作品也在被奖之列。对优等颂词的作者奖励是：“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①

如果说这次歌功颂德的运动是由政府组织的，具有明显的指令性质，因而对于参与者来说，或多或少带有受指性或被动性;那么绍兴十二年以后，歌颂秦桧辅助高宗“共图中兴”的“盛德”，成了士人在文学创作中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和一种自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这一主题的作者中，还包括了曾反对和议、主张抗战的正直君子。如胡寅称誉秦桧“命世大贤，兴邦元佐”，“一登揆路，大振邦荣”，“秦汉以还，勋庸莫二，盖以伊周之术业，赓陪尧舜之都俞”^②。又张元幹《瑶台第一层》：

宝历祥开飞练上，青冥万里光。石城形胜，秦淮风景，威凤来翔。腊余春色早，兆钓璜、贤佐兴王。对熙旦，正格天同德，全魏分疆。荧煌。五云深处，化钧独运斗魁旁。绣裳龙尾，千官师表，万事平章。景锺文瑞世，醉尚方、难老金浆。庆垂芳。看云屏间坐，象笏堆床。

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说：“格天阁子比天高，万阕投门悯彼曹。一任纤儿开口笑，堂堂晚盖一人豪。”吴闻先生注云：“秦桧当权时，文人纷纷献诗词奉承。宋本张元幹《芦川集·瑞鹤仙》词，有‘倚格天俊阁’句，当是献给秦桧或秦桧家人祝寿的词。”^③其实，张元幹献投秦桧的寿词不止于此。上列寿词虽然没有注明寿主的姓名，但其中的“石城形胜，秦淮风景”，正切合秦桧的诞生地;“腊余春色早”，合乎秦桧贺诞时令(详下文);“格天同德，全魏分疆”也就是高宗表彰秦桧“一德格天”与“独斡化枢，再安王室”之意。换言之，词中所言非秦桧莫属。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同调《送胡邦衡待制》，强烈谴责了高宗与秦桧主和行为，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创作了上述与《贺新郎》截然不同的谄谀之词。

贺秦桧生日是具有鲜明政治目的的一个盛大节日，始于“绍兴和议”确立后的第二年。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太师秦桧生辰赐宴其第，自是岁为例”^①。高宗又为此专门下《赐太师秦桧生日诏》：“宣王拨乱，岳降甫申，炎德复辉，勋高冠邓。稽诸载籍，岂若师臣独斡化枢，再安王室，明谟高世，成绩格天。属兹载诞之辰，特厚匪颁之宠，用昭恩眷。”^②自此以后，年复一年的秦桧生辰之日，一批接一批的士人就是据此赋诗作文，竞相献投的。据载，每遇秦桧生日，四方“献投书启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大圣’”^③“元圣”或“大圣”就是对高宗诏书的高度概括。辅助王室的秦桧为“元圣”，王室之主的高宗当然成了“元帝”;故在歌颂秦桧的同时，高宗的“盛德”也就包含其中了。

与此同时，“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④。从和议的确立到秦桧去世，共有5榜正奏名进士，王曾瑜先生在对每榜的策论内容作了提要说明后指出：“绍兴十二年为389人，绍兴十五年为374人，绍兴十八年为353人，绍兴二十一年为422人，绍兴二十四年为419人，合计1966人(按应为1957人)。这仅是撰写歌颂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分的。”分别于绍兴十八年、二十四年中第的朱熹与张孝祥也在其中，“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①，但较诸“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其“违心之论”无疑要重得多。

上述足以表明，在蔡京实施党禁和秦桧履行和议时期，文坛几乎为歌功颂德的谄诗谀文所覆盖，士人几乎都为“善则美”的价值取向所驱使，尤其是后者，甚至出现了像胡寅、张元幹那样的“变节”。之所以如此，首先取决于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立身之本，即以通过对时政的歌颂，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保持或获取政治地位，如绍兴十一年，曾惇因作《书事十绝句》，称秦桧为“圣相”，“以郡守处之”;熊颜诗“坐赵鼎客，闲废累年”，绍兴十二年，秦桧除太师，以启贺之，启中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四句，“复录用”;绍兴十七年，施谔进《中兴颂》和《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诏永免文解”^②;绍兴十八年，敷文阁待制张嵲献《绍兴中兴复古诗》，诏嘉奖;黄友端进《绍兴圣统诗》一篇，诏免解;程端厚献《绍兴中兴盛德诗》，除直徽猷阁;刘一止进《绍兴中兴盛德》，除敷文阁待制，钱周材进《绍兴中兴盛德诗》，除集英殿修撰^③。绍兴二十一年，李冈因作百韵诗贺秦桧生辰，由大理少卿超升为吏部侍郎^④。由此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这是儒家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创作主体的立身之本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一种逻辑发展。作为宋代儒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欧阳修所阐发的“美刺”主张，将文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为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明确了理论指南的同时，也为诱发政治异化创作主体人格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在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中，更容易付诸实践而凸现出创作主体文化人格的变异性与劣根性。而高宗与秦桧正利用了这一点，才得以使士人在以歌功颂德的话语系统中奔竞不息的，从而十分有效地维护了和议，推进了高压政治的生成与进行。

注释

③ 《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壬戌”条。① 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乐静集》卷二八。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三第16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条,第2367页。② 《代张子期上秦太师启》,《斐然集》卷八,《四库全书》本。③ 《夏承焘集》第二册第534—53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① 《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未”条。② 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第1580页。④ 《宋史》卷四五九《徐中行传》附徐筠传,第13458页。① 《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② 以上分别见《宋史全文》第二一上“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丙子”条、同书卷二一中“绍兴十四年六月辛巳”条、同书卷三一下“绍兴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条。③ 以上均见《玉海》卷五九,《四库全书》本。④ 《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条,第2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