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赋》与《诗品》·《诗品·序》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赋》与《诗品》·《诗品·序》的位置

《诗品·序》有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以三段形式分冠三品之首：上品序从“气之动物”到“均之于谈笑耳”;中品序从“一品之中”到“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下品序从“昔曹刘殆文章之圣”到“文采之邓林”。《四库全书》本即如此编排。《提要》称：“钟嵘所品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前各冠以序。”另一种是把三品序合在一起，加以“总论”的题目。何文焕《历代诗话》以至近现代大多数《诗品》校注本均如此。

但是这两种编排方式均有费解之处。如第一种，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云：“夫‘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云云，略同凡例。‘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专议声律，末后所举陈思诸人，又不属于下品，其不能冠诸中品、下品以为序……诸家刻本皆承讹袭谬，不能辨，是可怪也。”第二种编排也有矛盾。中品序中有“近任昉、王元长等”语，记载王融等作诗“词不贵奇，竞须新事”，而下文又出现“齐有王元长者”，反倒改成介绍王元长口吻。这说明，这两段文字原本是分开的。

由于有这些矛盾难通之处，逯钦立先生又提出第三种编排方式：“《诗品》卷首之文为原序，《梁书》本传所引者是也。中品起首之文则上品评人以后之附例，举一反三，明中下两品同之。下卷起首之文，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迄‘闾里已具’为一段，乃中品卷中沈约以后之附语，专论声律，以诋沈约声病之说，盖即在沈氏下附此一段也。自‘陈思赠弟’至‘文采之邓林’一段，又当在全书之后，为卷末之总跋，列举各篇，以示学诗之规范也。”(《魏晋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这一论点不仅涉及到三则序文的编排位置问题，而且涉及到《诗品》的撰年及对永明文学的评价问题，甚至和一代文学思潮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后，韩国车柱环先生在《钟嵘诗品校正》的导论中也提出近似的看法：“案当据《梁书·钟嵘传》以上品序为全书之序，冠诸篇首为正。明冯惟讷撰《诗纪》别集引中品序从‘夫属辞比事’起。案自‘一品之中’至‘不录存者’乃《诗品》撰例之一，与其下论用事之弊无涉。考中品序论次，此三十五字当在下文‘止乎五言’下、‘虽然网罗今古’云云上。钟氏先评陆机等先贤论文之书，次及《诗品》之撰例。撰例先言品评之诗形，次明所取诗人之界限，末表成书之面貌，论理始整然矣。今本此文在文首，盖错简也。又案：自‘夫属辞比事’至‘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评用事之弊，自别为一段。窃疑此段本附于谢灵运诗评语末，以明宋以后上品独取谢诗之由者。盖谢亦勤于用事，故钟评云‘颇以繁芜为累’也。惟谢以独造之匠心，经营钩深，却有反于自然，得无如颜延之诗显然有雕镂之痕而乏‘自然英旨’矣。”(转引自《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车先生的观点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兴膳宏《诗品》、高木正一《钟嵘诗品》等并曾介绍了此说。在中国，自逯先生1947年发表关于《诗品》序文位置的独到见解，竟长期没有得到任何反响。直到四十余年后，蒋祖怡先生发表了《钟嵘诗品作年考》才又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在现存的这三篇序文之中，只有第一序才是和《诗品》初稿同时完成的总序或者原序。”二三两序不见《梁书·钟嵘传》收录，所以肯定不是总序，而是后加进的。第二序是钟嵘决定把《诗品》送给沈约求誉之后与送稿前撰述的。根据有两个：一是序中宣布“今所定言，不录存者”。这种凡例和第一序末尾“方今皇帝”一节有矛盾，因“方今皇帝”指萧衍，也是“存者”，可见初稿时没有考虑是否录不录存者问题，但是向沈约求誉当然须考虑这位“一代词宗”该如何品评问题，而制定此书“凡例”主要是为求誉而定的。二是序中说的“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钟嵘在这里自矜以优于以前诸作的“变裁”(创新)向沈约提出了知音者的期望。这和《文心雕龙·序志》所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足以证明第二序是为“求誉”目的撰定的。第三序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声律之学的，其写作时间当是在沈约卒后，与中品最后一条“梁左光禄沈约”同时写的，其根据是第二序中有“近任昉、王元长等”云云，而第三序中又有“齐有王元长者”，“近”与“齐”口语已远，而《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此语“齐有”上又有“昔”字，此“昔”字与“近”字更表明时间相距的久远。所以，第二、三两序绝不可撰于同时。由此看出，“此稿自开始以迄完成，花了近二十年时间，也花了钟嵘后半生的全部精力。《诗品》的三篇序文，先后写了三次，全书内容上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2期)。

就在新说纷呈之际，清水凯夫先生仍坚持认为“分冠三序于各卷之首最近乎《诗品》的原貌”。逯钦立先生、车柱环先生的大胆推测至少在目前来看，还找不到版本的根据。如果深入考察一下梁初文坛实际，不难看出，钟嵘《诗品》是为“制止和纠正在当世诗坛上泛滥成灾、拘泥声病说的沈约派诗风和流行过多用事的任昉派诗体而撰著的”。“上品卷品第的诗人皆堪为诗作楷模，其序文相应地论述了五言诗史，指明上品诗人的历史地位，叙述当世诗坛的混乱状况，并说明是为了纠正这种不良诗风而作《诗品》 的。中品卷品第的诗人主要方面是具有堪为诗作楷模的优点，但同时也有不堪效法的缺点，其序文批判当世诗坛仿效这些诗人缺点的不良风气。可以明显地看出钟嵘要纠正当世诗坛流行过多用事的不良诗风的意图。下品卷品第的诗人主要方面是缺点多，不堪为诗作楷模，其序文批判当世最忌讳的诗风。不言而喻，撰写这篇序文也具有要纠正当世诗坛拘泥声律的不良诗风的意图”(《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个序文位置该如何摆，实际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影响到《诗品》的理解，还涉及到齐梁文学的评价问题。因此，在没有更充分的论据之前，还是维系传统的看法为好，即以三序分冠于三品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