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原始典籍·先秦文学原始典籍·历史散文

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先秦两汉文学的原始典籍·先秦文学原始典籍·历史散文

先秦时期的历史类散文是先秦文献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不论是偏重于记言或偏重于记事，在记载历史的同时，都往往着意于历史事件过程的细致描绘;或者表现活跃在事件中的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和情态。这些，都使历史著作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成为文学演进的证明。主要著作有如下几部。

《尚书》，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上起远古，下迄春秋中叶。因记上古之事，故称“尚书”。后成为儒家经典，又称《书经》。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前两部分为后人追记，后两部分多为当时史事记录。汉代人认为《尚书》为孔子所编定，现多认为非出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到春秋战国才最后定型的。《尚书》原有百篇，由于秦代的禁毁和散佚，汉初伏生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只29篇。后来由于壁藏图书的发现，于是有《尚书》古文经46卷57篇(并见《汉书·艺文志》)，产生了今、古文《尚书》的区别。在流传过程中，古文《尚书》在东汉曾盛行，马融、郑玄都曾为之作注，但至西晋散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自称得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59篇46卷，奏上朝廷，成为《尚书》之通行本。但自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于是出现了伪《古文尚书》的公案。经过明清学者的考证，特别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出现，最终证明《古文尚书》为真伪杂糅之书。其同于《今文尚书》者为真，多出之篇章，为梅赜之伪作。至此，《尚书》真伪之争，始有一较为确定的结论。现存《尚书》之可靠文献，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不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中国早期散文的重要作品。由于产生时代早，文辞古奥，又多当时口语，故而难于诵读，唐代韩愈已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之叹。但其记言中体现的人物情态和形象语言，及其文体特征，对研究先秦散文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凡30卷，是以《春秋》为记事大纲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据传是孔子据鲁史记笔削而成，并以之作为教材，教育学生。后世有的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以为实际应当是鲁国史官编写，是当时“百国春秋”中幸存的一部，但因孔子用于教学而流传。它以春秋时期鲁国国君在位的年代为序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凡12公242年。《春秋》采用提纲式的记事，语言简约，用词考究，后人难于具体了解。因此，后世遂有说明性著作。因《春秋》为“经”，这些说明性著作遂称为“传”。汉代原本五家，但后世只流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邹氏传》亡佚)，合称为“春秋三传”。在这“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都是“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要目的的著作。但《春秋左氏传》与之不同，因而在与《春秋》的关系、真伪、作者等方面，后世多有不同意见，成为今古文经学争议的焦点著作之一。汉代古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传《春秋》，而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不传《春秋》。这种争论的影响直至现在。客观而论，《左传》大体上以《春秋》为纲以记事，详述史实过程，应当与《春秋》有密切关系;时间亦起自隐公元年，但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记载鲁悼公四年(前464)晋荀瑶帅师围郑事，而及于晋知伯之亡(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多出13年及鲁悼公时事，这是所谓有“传”无“经”的部分。但也有有“经”无“传”的情况，这说明它不是专注的解“经”之作，而且也与创作年代有关。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种说法唐以前无异议，唐以后则或以为左氏、左丘氏为二人，《左传》为左氏所作，非左丘明;或以为《左传》为子夏或子夏弟子作、吴起作;或以为战国魏史官作;或以为作非一人、成非一世。康有为甚至认为乃汉刘歆伪作，莫衷一是。然诸说概多推论，少确证，故当以司马迁之说为是。《左传》是先秦时期可靠的历史资料，虽略于典章制度，但详于记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除其本身在记事、写人、语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外，还被认为是记事散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羊传》，11卷，传为齐人公羊高撰。公羊高，子夏弟子，传《春秋》义，四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最后著录成书，即今本《公羊传》。《公羊传》逐字逐句阐说《春秋》大义，虽少事实，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汉代今文经学，以公羊派最盛。

《谷梁传》，11卷，传为谷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淑，与公羊高同为子夏弟子。《谷梁传》为其后世弟子于汉代整理成书。其释《春秋》与《公羊传》体例略近，但解说及详略时或不同，同属汉代今文学派，文字较《公羊传》质朴。

《国语》，《汉志》载21篇，包括《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1篇、《楚语》2篇、《吴语》1篇、《越语》2篇，是现存最早的国别史。所记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在公元前967至前453年之间。《国语》或称《春秋外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记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现在一般认为，《国语》中的有些记述虽然可以与《左传》互为补充，如《齐语》中记载管仲相齐称霸、《吴语》与《越语》反映吴、越争霸的情况等，但实际与《春秋》无直接关系。它应当是八个诸侯国和地区的史料汇编，大约在战国时期编成，编者也不能确指。它在记述中以人物的言论为主，通过人物对话反映历史;所记也不系统，多为片断的记述。在文学上，有些片断说理充分，能体现人物性格，语言比较流畅平易。

《战国策》，为记载战国纵横游说之士的言论和活动的历史资料集。原来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篇章多寡不一。西汉刘向将其统一整理为33篇，“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定名《战国策》。它包括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实，记载“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并见《战国策书录》)，也就是起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迄于前209年秦二世即位。通过“士”阶层的活动，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和矛盾。作为历史著作，《战国策》多有夸张失实之处，记载史实也不够全面详细。但在文学上，《战国策》多用铺排夸张的描写手法，多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说理，语言铺张扬厉、生动流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些使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整理出版的 《战国纵横家书》，是《战国策》的同类资料，可资参稽。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事迹和言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于“儒家”著录《晏子》8篇。《隋书·经籍志》始题《晏子春秋》。今本分内、外篇共8卷，215章。本书虽列于诸子，实同传记，其记载晏子行事、思想颇驳杂，故后世有归属儒、墨之争(柳宗元)。《四库全书总目》称：“《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四库简明目录》云：“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题材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晏子(?—约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齐大夫，相景公。主张省刑薄敛，以节俭力行名世。《晏子春秋》以短小的故事形式，通过记载晏子言行事迹，体现晏子的思想和人物风貌、性格特征，颇多戏剧性情节;语言或简当明快，或幽默风趣;于生活细节中寄寓正大深邃之道理，颇富文学意味。以其所记多近传说，故或视之为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现在较好的注本是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