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文学批评·宋代的诗话·宋诗话的收集整理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文学批评·宋代的诗话·宋诗话的收集整理

诗话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如北宋宣和五年(1123)，阮阅编成纪事体诗话总集《诗话总龟》(原名《诗总》)，初为10卷，后经人增补为前、后集98卷，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影印本，流传甚广。此书广采各种诗话和笔记小说中的诗歌本事，重在诗坛掌故和诗人轶事的收集摘录，因多录杂事而颇近小说，适宜做闲谈的资料。南宋初年，胡仔编撰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100卷(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的排印本)，书中既采前人之论，又录时人之说，间述编者意见，在编排上以人为纲、以时为序，是一部纪事与评论相辅相成的诗话总集。上述两书，基本上已包括了北宋以前诗话的主要内容。至南宋末年，则又有宋人诗话集成性选编的代表著作《诗人玉屑》问世(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但较为通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的排印本)。是书为魏庆之所编，共21卷，前11卷按“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句法”等门目编排，分类辑录前人的论诗之语，则重于编录南宋人的诗话。其分门编撰的体例略同于《诗话总龟》，但以论诗及辞为主，理论性较强。自12卷以下，品评历代诗人及作品，体例又近于《苕溪渔隐丛话》的以人为纲、以时为序，但不涉考证，不录异事琐闻，无支蔓冗杂之病。此书的编撰，兼取阮阅、胡仔二书之长而去其短，代表了宋代诗话收集整理的最高水平。

清人对诗话的整理研究也值得重视，因其对20世纪的诗话研究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如清乾隆年间何文焕编纂的《历代诗话》(有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是到目前还流行极广的诗话丛书。此丛书辑录了历代的善本诗话原作27种，多论议精确而无舛讹之作，其中收宋代诗话16种。受其影响，清末民初的出版家丁福保对编纂出版诗话极为热心，除了翻印《历代诗话》外，他还自编了《历代诗话续编》(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着重收录何文焕未编入的宋、元、明历代诗话29种，其中宋代诗话12种，于1916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刊行。他又于1927年刊印了收诗话43种的《清诗话》(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这三部规模较大的诗话丛书的出版，对宋代诗话研究的影响是很大的。

清人对诗话的批评研究，除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诗话》篇为专论外，主要是著作提要式的评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诗文评”部分，对著录的49部历代诗话和73种诗话存目予以简明扼要的评述。在其所著录的诗话中，宋代诗话多达33种，编纂者对这些诗话的著者、版本、内容、主旨和得失，均有切中肯綮的介绍和评论，不仅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还直接影响到后人对诗话的认识。

在宋诗话的资料收集和辑轶考订方面，近人郭绍虞和罗根泽是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两位学者。罗根泽曾于1936年的《师大月刊》第30期，发表《两宋诗话年代存轶辑表》(此表经增删后收入其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宋代诗话的存佚残辑情况极为繁杂，因“诗话出于笔记小说，许多名为诗话的书，目录家列入小说类，同时许多笔记，又事实就是诗话”^①。据他考订，宋代诗话现存而收入各种丛书的有52种，已佚(仅存书名)23种，后人所辑34种，残本3种，未详4种，共计126种。这个数字，较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中著录的宋人诗话36种，清《四库全书总目》所载的宋诗话32种，以及后来《中国丛书综录》所载的宋人诗话67种，要多出许多。罗根泽对宋诗话的搜求辑佚不遗余力，他曾辑出已佚宋代诗话21种，并撰写了书目提要，名为《两宋诗话辑校叙录》，于1937年的《文哲季刊》一卷10期上发表，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其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他说：“诗话起于宋，亦盛于宋，惜存者虽多，而佚者亦夥。暇与曼漪撮录《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人玉屑》《诗林广记》《草堂诗话》以及元板《修辞鉴衡》等书所胪举，益以笔记野史所援引，参伍校核，删汰复重，辑出已佚诗话21种，题曰《两宋诗话辑校》。”^①

郭绍虞的诗话考订和辑佚工作也始于20世纪30年代，他曾于1937年在《燕京学报》第21期上发表《北宋诗话考》，两年后，又由哈佛燕京出版社出版了《宋诗话辑佚》。此后，这种考证辑佚的工作并未停止。经修订的《宋诗话考》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对所列的139种宋代诗话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考证论述——包括诗话作者、写作年代及版本、论诗宗旨和内容得失等。全书分3卷，上卷论述流传至今的宋诗话凡42种;中卷论说的46种宋诗话，为仅有部分流传的或由他人纂辑而成的;下卷是仅知其名而佚其文者，或有佚文而未纂辑成书者，凡51种。可以说，大凡能见到的宋人诗话，已大体齐备了。他的《宋诗话辑佚》二卷，也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全书共纂辑了35部散佚的宋代诗话的原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补辑，收原有传本而内容不全者，下卷为全辑，所收每种诗话的条目均由编者辑佚而成。如《王直方诗话》的原书久已散佚，而收入《宋诗话辑佚》时，已辑得此书的论诗条目306条，将这些条目与《宋诗话考》中有关考论相参阅，则其内容已大体可知。就宋诗话的收集整理和考订而言，上述两部书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宋诗话的收集整理工作仍在进行，而且越收集越多。一个原因是宋诗话的体制与宋人笔记无太大区别，有的诗话就是从笔记中辑出单行的，而宋代的文人笔记，或多或少总会有些论诗谈艺的条目，若以此为收录对象，诗话的范围一下便广阔了许多。如程毅中主编的《宋人诗话外编》上、下两册，收录了宋人100部笔记中的谈诗之语，计一百二十余万言。编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诗话是中国古代论诗的一种著作，在宋代非常兴盛。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就著录了139种……诗话之外，宋人笔记中也往往有论诗的条目，前人也曾加以辑录，裁篇别出，改题为《玉壶诗话》《容斋诗话》《老学庵诗话》之类。日本人近藤元粹又曾辑录《东坡诗话》《侯鲭诗话》等，编入《萤雪轩丛书》，现在已不容易找见了。因此，我们参照唐圭璋先生辑录《词话丛编》的方法，增广《萤雪轩丛书》所未备，从宋人笔记中辑出论诗的篇章，编为《宋人诗话外编》一书，供文学研究者参考……本为诗话的书原则上不收，但方岳的《深雪偶谈》向无单行本，释普闻的《诗论》只有《说郛》所收的节本，则收入本书，以便读者查览。”^①

至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问世，宋诗话的采录范围就更大了。原因在于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认识诗话，以为凡是论诗之语，收录在一起，以人立目，便可称为诗话，如孙光宪诗话、李昉诗话、柳开诗话、王禹偁诗话、王令诗话、陆九渊诗话、辛弃疾诗话、文天祥诗话、汪元量诗话、张炎诗话，等等。换言之，只要是有论诗之语留存的作家，便都可以有诗话之目，无论其生前是否作过诗话。故此书所收宋人诗话多达562家。编者在该书“前言”中说：“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仅论诗之语充斥于诗文别集、随笔、史书、类书等各种典籍之中，而且形成并发展了诗话的特定体式。这种体式由笔记体演化而来，它的内容比诗论更广泛，形式上也比诗论更自由灵便……本书编纂宋代诗话562家，其中便收录了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一百七十余种。本书收入新辑录的宋人散见诗话四百余万字，约占本卷全书的三分之二。近四百家原先无诗话辑本传世的诗论家，从此有了辑本;一百七十余家原先有诗话专著传世的诗论家，经补充辑录其散见诗话后，内容亦更为充实。”^①除了专名为诗话的书之外，将散见于诸书中的说诗之语也看成是诗话，所以把宋人文集和各种笔记中的论诗之语汇辑成编，而一概冠以“诗话”的名称。

注释

① 《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① 《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2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① “前言”第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① “前言”第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