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展望

清代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展望

总体看来，清代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取得一定成绩，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清代卷和近代卷已充分表明这一点^①。但也正如此书的综述所显示的，迄今为止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和问题还很有限;相比其他各段文学的研究，成果积累显得很薄弱。无论从研究力量的投入还是从成果出版的角度说，清代文学都是一个期待关注的领域^①。

清代文学研究相比前代的滞后，显然与厚古薄今的价值观有关，由于时代接近，清代文学整体上尚未经过仔细的筛选和淘汰，大量的平庸之作不仅淹没了杰作，而且给人造成一种庸滥的印象，影响了人们的阅读兴趣，进一步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其实，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说，清代文学是有着特殊的价值的，研究清代文学不仅具有一般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还有发现文学史运动的深层结构，认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乃至激活前代文学研究的作用。

自从艾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行世以来，人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已不仅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描述，从而加深我们对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理解。这种工作在宋元以前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目标，只有到明清时代，我们才能凭借大量的作品和史籍，深入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迫近地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真正实现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②。随着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的积累和相对饱和，文学史研究趋于缓慢，重复劳动多，独创性研究少;文学理论则因稗贩西学，鲜有发明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力开展清代文学研究，或许是走出学术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清代文学无比丰富的作品和作家传记资料，不仅为深入研究文学现象和创作活动，发掘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它同时还呈现出文学传统延伸和变异的各种态势，激活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很显然，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是通过后人的模仿和文本的互涉而凸现出来的。没有自李商隐以来那么多诗人对杜诗的模仿，没有那么多杜诗学著作，我们不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杜诗的集大成意义。清代王渔洋指示弟子作诗门径，七律嘱熟参李颀、刘长卿，赵执信《声调谱》以降各家诗律学著作多举杜甫、韩愈和苏轼之作为七古典范，提示了这些作家在七律、七古写作上的典范意义，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其艺术特征及文学史地位。

无论从哪方面说，清代文学研究对整个古典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当前，不少领域的常规研究已渐趋饱和，而清代文学还满目是处女地有待开垦，更应该多些人投入或参与清代文学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清代文学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很薄弱，而最缺乏研究、亟待开拓的领域首先是说唱文学和文学批评。与前代相比，清代俗文学堪称发达，《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所载曲艺345种，形成于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曲种多达一百八十余种^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除基础性的版本目录学成就及李家瑞、傅惜华、赵景深、关德栋、陈锦钊、车锡伦等前辈学者的一些论文外，专门性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过去的文学史研究过于关注士大夫阶层的文学生活，并集中于传统文学样式，致使通俗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完全被忽略，至于基础远为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文学生活，更被排除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这部分史实被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结果，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动过程，如题材的因袭与改造，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等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深化。清代文论研讨的薄弱对批评史研究的影响更大。正如明代学者许学夷说的：“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①清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之多，涉及面之广，方法之多样，成就之高，都达到古代文论的顶峰。由于文献浩繁，搜集不易，迄今的研究即便是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这样的优秀著作，也只涉及一些著名的人物、思潮和流派，文献的研究和历史线索的清理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最近出版的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知见录》、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以及即将出版的蒋寅《清诗话考》，为考察清代诗学提供了基本线索，而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则为晚清诗学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在未来的时间里，清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晚清诗学的研究相信会有长足的发展。

相对前代而言，清代文学研究的优势是材料丰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很大的困难。因为清代图书本朝人不重视，直到清末才有刘声木、刘承干等人悉心搜罗，但历经战乱亡损很多，传世之本多分藏于海内外众多的图书馆，部分存于私人手中，阅读和搜集资料相当艰难，这使得清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在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现实的选择是首先做些小规模的专题研究，这对存在大量空白点的清代文学史来说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只有积累一定数量的专题研究，清代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深化才有可能。

说到专题研究，我们就有了许多选择的可能，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都可以成为专题研究的单位。作家和时段是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最关注的部分，成果积累也最多，今后的研究工作是要扩大作家的覆盖面，尤其是嘉、道、咸、同之际和清末民初的作家。这是清代文学发生转折和新文学萌发的时期，涉及到对晚近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而过去的研究所涉及的作者很少，以至我们谈到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过渡或文学形态的转变时，只有笼统的概述和重点人物的剖析，缺乏量的综合和分析，这种状况只能靠加强作家研究来改变。时段研究也存在两头强、中间弱的不平衡状况，解决方法同样是加强作家研究，由点到面，以家族、社团、群体为中心开展流派、地域的研究。其中地域是个核心问题，清代文学发达的突出现象，如家族、性别、社集、流派都与地域概念胶着在一起，抓住地域因素能收纲举目张之效。

首先，清代三百年间，最有影响的流派和作家群体都是在地域的基础上形成的，像古文的桐城派和阳湖派，词的浙派、阳羡派和常州派，骈文的常州派，戏曲的苏州派。诗派尤其多，如虞山派、河朔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由诗社形成的群体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些地域性的群体或流派中，文学家族往往是其中坚力量，如山东的新城王氏、益都赵氏、德州田氏、高密李氏、单氏，江苏的虞山冯氏、吴江叶氏、宝应乔氏、如皋冒氏、仪征刘氏、阮氏，安徽的合肥李氏、桐城方氏、钱氏、姚氏、全椒吴氏，浙江的海宁查氏、德清俞氏、山阴祁氏，河南的商丘宋氏，福建的长乐梁氏、侯官林氏、丁氏，湖南的宁乡陈氏、程氏，这些文学世家著姓不仅代有闻人，涌现了一批作家，还形成浓厚的文学氛围，培养出一门闺秀诗人。当我们追究清代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考察叶天寥、沈用济、黄任、袁枚、毕沅、阮元、陈文述、梁章钜等名士的一门闺阁风雅，就会发现那正是在家族文学的背景下产生的，无论从家族文学的角度或女性文学的角度都是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可以说，清代文学史上的性别、家族、流派、地域是互相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无论研究哪一个环节，都会牵涉到相关的问题，将研究引向更广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去。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具体问题时必须具备全局的眼光，将具体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和分析。我们相信，只要能在若干年内做出一批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什么范围的，清代文学史就会全面改观，我们对清代文学史的认识也会全面深化。

最后还有文体的问题。前面说到说唱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亟待加强，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的研究已很充分或不重要，实际上清代文学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相当的成就，值得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比如骈文就名家辈出，作品丰富，技巧达到很高的水准，除了张仁青、姜书阁、莫道才、于景祥等学者的通论著作外，尚无专门研究著作。赋也是同样的遭遇，没有研究专著出现，虽然马积高《赋史》和郭维森、许结合著的《中国辞赋史》对清代辞赋都有清晰的梳理，恰当地肯定了清代辞赋的成就，但断代的深入研究还有待来哲，赋话和辞赋理论也急需整理和研究。其他如散曲、短篇小说、翻译乃至八股文、试帖诗，无不或多或少地留有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去开拓。而学界研究较多的诗词古文则需要在专人专书的研究上狠下工夫，力争以个案研究推动整个文体史研究的进步。

总的来说，清代文学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是很多的，除上举专题研究外，综合性的研究也有许多工作要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重心将由文献转向文学，由文学推广到文化，诸如文学与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与其他艺术类型的关系，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关系，中外文学的交流，都是大有可为的天地。在当今现代性的语境中，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日益为学界所关注，近代文学史所承载的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问题，正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我们应该警惕一种将现代性作为普世话题，脱离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唯现代性是论的倾向。文学毕竟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历史，文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首先应该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历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审视既有成果和近年的学术态势，让人感到，古典文学的许多领域和课题都趋于相对饱和的状态。在没有特别好的题目可做，或没有材料、没有理论突破的情况下，学人与其炒冷饭，了无新意，还不如做些清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乡邦文学研究，起码占个地利，在风土人情的理解和地方文献的使用上独具优势。我们相信，清代会是古典文学研究未来若干年的热点，当前代文学研究渐趋饱和，越来越难以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时，选择清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会越来越多。这正是清代文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注释

① 清代卷为汪龙麟撰,近代卷为裴效维撰,前者详于戏曲小说和大家、名著而略于诗文及中小作家,后者有点有面,梳理问题极为细密,均足资治清代文学者参考。① 参见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领域》,《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② 参见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321页。①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