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与元代各体文学·理学与散文

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与元代各体文学·理学与散文

与唐宋散文相比，元代文章最突出的文风追求是文、理融会。元代散文，是在反思宋文之弊中发展的。一般认为，宋代文弊的根源之一，是理学、文章之判为专门。于是文理融会成为元代散文带倾向性的追求。这在上文已经论及。元代的理学家和文章家都批判宋代的文、理割裂，这似乎是一致的。但细分起来，还是有理学家的批判和文章家的批判之不同。吴澄可代表理学家的批判，他对宋末元初文章家批评理学坏文进行反批评说：“谁谓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于诋诃，以为洛学兴而文坏。夫朱子之学不在于文，而未尝不力于文也。”他表示，儒者之文应具备“韩柳欧曾之规矩也，陶谢陈李之律吕也”^①。刘壎则可代表文章家的批判，他批评理学中人“谓性外无学，其弊至于忘道、忘艺，知有语录而无古文。始欲由精达粗，终焉本末俱舛”(《隐居通议》卷一七)。可见，虽然理学家和文章家都主张融会文理，但他们对宋代理学、文艺之判为专门问题的看法并不同，倡导文理融会的出发点和具体主张也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文章的特点与风格，是有不同追求的。由于追求的不同，形成了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不同特点。理学家与文章家的这一同与不同，使得元代散文作家队伍大别为两类，即分别有一批精通理学的文章家和一批擅长文辞的理学家组成。这是元文作家队伍构成的一大特点。

元人对于散文风格的追求是多元的。其中最有影响者，就其最突出的代表论，是前期北方之主雄健，和中期南方之主平和。主雄健者重气，主平和者重理。一般认为，主雄健重气为宗唐，主平和重理为尊宋。一般说来，主雄健者文章家色彩浓一些，主平和者理学家色彩浓一些。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主雄健者最重要的代表应为姚燧、张养浩。张养浩评姚燧之文：“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说他“每有所述，于醼酣后，岸然瞑坐，辞致砰隐，书者或不能供;章成则雄刚古邃，读者或不能句。尤能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辉烨”(《牧庵姚文公文集序》)。张养浩赞赏这样的文风，也追求这样的文风。富珠里翀为其文集作序就说：“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卓然而成。如云庄张公，其魁杰也。”评张养浩之文：“渊奥昭朗，豪宕妥帖。其动荡也云雾晦冥，霆砰电激;其静止也风熙日舒，川岳融峙，绰有姿容。辟翕顿挫，辞必己出。读之令人想象其平生，千载之下，凛有生气，不可磨灭。”(《归田类稿序》)将张养浩之为文与为人联系起来。南方文人中，江西的刘将孙、浙东的吴师道都主雄健。吴师道将张养浩立朝的刚正之气与为文的浩然之气相联系，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夫其养充而气完，然后理畅而辞达。”张养浩朝中上书，“力诋权奸”，“犯颜撄鳞”，“其刚大之发，沛然而莫之能御者，岂一日之致哉”!由敬仰其作风而赞赏其文风。元初江西作者尚沿宋代江西派余波，文主险厉，以气相尚，与北方作者声气相通。刘将孙作为代表，他也是姚燧的仰慕者。其《与牧庵姚参政书》说：“士之求知者，特怵于势利而失其所从，论卑而气弱，虽贤者不免。”他将韩愈与三苏比较：“韩退之最号倔强，而光范之书，几若无具，其间顾虑缠绵，虽辞华亦不复竞。惟三苏骤起，虽不免于科举之累、进取之望，而恢疏慷慨，犹未失斯文浩然之气。”然后说到姚燧之文：“私以为明公之雄于文，皆其气足以充之也。”以其草书形容其文：“纵横浩荡，奇诡变化，不可以意测，不可以迹泥。”“不慑、不疑、不胶、不挠，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望之若槎牙汹涌，而识之者行云流水不足以喻其顺。”主雄健之代表文家还有元明善。他曾批评虞集之文“无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异”(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他也是元代前期文坛很有影响的作家。

就作家主体看，主雄健者为文，不怵于势利，不计或无须计一己之利害。如姚燧、张养浩之以刚正立朝，或如刘将孙之不求仕进。在朝者多为北人，他们在朝尚无南方文人那种“疏远之臣”的压抑，又有一种拯救斯道、拯救斯民的责任感，又受了金末以来宗唐(实为宗韩)文风的影响。在思想上，他们多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而且许多人仰慕孟子，如张养浩字希孟，刘将孙名其文集为《养吾斋集》。就文本看，其文章有献计献策(如早期姚枢、郝经等人之文)和直言极谏(如张养浩等人之文)的帮忙文章，也有触及现实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

主平和者最重要的代表是虞集等一批“盛世之文”的作者。元到中期，虞集、范梈等主盟文坛，元代文风丕变。虞集说：“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和平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李仲渊诗稿序》)范梈、欧阳玄等也是平和文风的倡导和实践者。王礼说：江西自德机范先生“一变旧习，流动开合，舂容条畅”，“类皆和平之音。于是学者翕然从之，遂无复涛怒电蹴，鳌掀鲸吼，镵空擢壁，峥冰掷戟之态”(《陈子泰诗稿序》)。其实，除了“世道升降”、“风气盛衰”这些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外，理学对文学的渗透，理学与文学的融会，也是这一文风转变的重要原因。在同样追求融会文理的人中，却有一些人对这种文风趋平趋缓表示不满。与虞集同是江西人的刘诜就认为文章的追求应是：“期于理之达，神之超，变化起伏之妙，而不尽期于收敛平缓之势。”他批评一时文风说：“其于文则欲气平辞缓，以比韩欧，不知韩欧有长江大河之壮，而观者特见其安流;有高山乔岳之重，而观者不觉其耸拔。何尝以委怯为和平，迂挠为舂容，束缩无生意、短涩无议论为收敛哉! ”(《与揭曼硕学士》)

和过去时代一样，元代散文作家队伍中也有一批政治家。他们在学术上的主张趋向于恢复传统儒学，重视经世致用;在文风上的追求，也同样是经世致用。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过理学对文风的浸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立国之初，都要提倡质实的学风和文风。在当时的北方，自金南渡之后，就开始反思金中期虚文无用之弊。金亡之后，这种反思就更深刻。在南方，宋亡之后，人们对宋代道学空谈误国更是猛烈抨击。所以元之初年，文章的崇实尚用被突出地强调。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郝经和程钜夫。郝经作《文弊解》，开宗明义说：“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又说：“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实者也。”程钜夫批评宋末士风“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主张应“以实才能、立实事功”(《送黄济川序》)。认为古文应“该体用，具本末”(《李仲渊御史行斋漫稿序》)。在代仁宗皇帝拟的《行科举诏》中，他提出了明确的文风要求：“浮华过实，朕所不取。”人们对金宋灭亡的反思尚未终了，而元朝又到末季，一部分进入朱元璋政权的文人又在倡导实用。所以终元之世，这种崇实尚用的精神都以不同的形式或强或弱地表现着。

元代散文这三种文风追求和文风表现，与理学有着不同的关系。

注释

① 《张达善文集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