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政治·宋代政治的表现形态与士人的文化性格

宋代文学与政治·宋代政治的表现形态与士人的文化性格

自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宣布登基到1279年陆秀夫负宋帝赵昺自尽南海，赵宋王朝生存了320年之久，中经1126年的靖康之乱，将宋代划分为南北两宋。在国家的气象与皇权的运作上，南宋与北宋虽不尽一致，但前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格局基本上与两宋王朝的命运相始终，而在这一格局中形成的朋党之争，则也大致贯穿了整个宋代的政治实践，是两宋政治在具体运行中的主要表现形态。

朋党之争在赵宋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了^①，但宋初党争的规模不大。至仁宗朝，由废后之争发展到要求政治变革引发的景祐党争，随着政治变革的展开和围绕变革而产生的不同政见的尖锐对立，朋党之争的规模不断扩展。北宋的政治变革始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盛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庆历新政引发了庆历党争，熙宁变法造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这两次政治变革都在党争中走向失败，尤其是新旧党争，既在士大夫中造成了非此即彼、不容游骑无归的局面，又将北宋政治推向了衰败与灭亡之路。

南渡以后，士林将靖康之变归咎于王安石的新法和新学，因此新学是非之争成了士大夫间分朋结党、相互倾轧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由民族矛盾引发的和战之争又给朋党之争注入一帖兴奋剂，最终酿成了较北宋崇宁党禁更为残酷的、长时间的绍兴党禁。在孝宗时期，围绕功利与清议之争、近幸势力与反近幸展开的朋党之争，如火如荼，从未间断;始于光宗朝而成于宁宗朝的、由废立王位引发的庆元党禁，将南宋党争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开禧以后，以史弥远为首的相党集团独霸政坛，长达26年之久;嗣后又有理宗亲政后由收复三京引发的和战之争，史嵩之、贾似道两相党与道学党之争……

南宋朋党之争事出多因，纷繁复杂，但与北宋一样，政权运行和士大夫出处去就的历程，主要是通过党争形态来完成的，党争主体也表现出相同的文化性格。杨万里在一份奏章中总结了朋党之争的四大“偏党”之弊：

盖执己之见之谓偏，好己之同之谓党。执己之见，则必舍人之长;好己之同，则必恶人之异。以此处事，皆昏昏矣，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心也。后之用人者不然，某人进，则某人之所引其类者皆进;某人退，则某人所引其类者皆退。如其所引之不善也，皆随某人而退也，不亦善乎? 如其所引之皆善也，亦皆随某人而退也，是可惜也。人才之所以难得，其或在此欤?此偏党之一也。

古人云：“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后世则不然。天地四时尚有易也，法令三年尚有赦也，人有百善而不幸有一过，或以一过而废其终身之百善，锢人没世，已可惜矣。其人岂无片善一能可以济国家缓急之须乎?此偏党之一也。

人之才有短长，己之心有好恶。当其恶之也，或以有功能而废;当其好之也，或以无功能而迁。有功能而见废，则人自此惰于赴功;无功能而迁，则人自此躁于幸进。此偏党之一也。

人主之心，天之心也。何谓天心?无亲无疏无近无远，是谓天心。后世不然，亲且近者，则举信之，疏且远者，则举疑之;信之，则欺者皆以为忠，疑之，则忠者皆以为欺。此偏党之一也。^①

这段文字作于淳熙十一年，虽然是针对孝宗时期“甲宰相之党”、“乙宰相之党”以及“进于甲宰相一日，甲罢则尽指甲之人以为甲之党而尽逐之;进于乙宰相一日，乙罢则又尽指乙之人以为乙之党而尽逐之”^②的纷争局面而言的，但其中所总结的四大“偏党”，也是整个宋代朋党之争所显现的弊端。形成这四大弊端的根源，便在于早为孔子所张扬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文化“法则”及由此形成的封闭性、排他性的传统文化性格。正是这一文化性格，促成了两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好己之同”、“恶人之异”的喜

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政治品格。反言之，政治实践中“好己之同”、“恶人之异”，极大地激发了传统文化性格中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这一点不仅在诸多奸佞党魁如神宗朝的蔡确，哲宗朝的章惇、蔡卞，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秦桧、汤思退，宁宗朝的韩侂胄，理宗朝的史弥远、贾似道及其“小人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同样作用于所谓“君子党”的政治行为之中。试看下列范冲与高宗讨论重修《神宗实录》时的一段对话：

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对：“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上又论王安石之奸，曰：“至今犹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对曰：“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之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而刘豫不足罪过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①

修《神宗实录》，始于元祐党人。元祐党人修《神宗实录》，既为“元祐更化”提供舆论依据，又是排斥熙丰新党的重要手段。重返政坛的“绍述”新党在兴治“《神宗实录》案”，打击《实录》的编修官的同时，又重修《神宗实录》，其目的也出于“绍述”王安石新法和打击元祐党人。绍兴四年，在高宗最恶王安石而“最爱元祐”的“人主之心”的导向下，宰相赵鼎再次组织其党羽重修《神宗实录》。正如时人沈与求所说：在这三次编修《神宗实录》中，“史馆各以私意去取，指为报复之资”^①。而且其报复程度和由排他性带来的意气化色彩愈来愈浓烈。第三次主持编修《神宗实录》的是范冲，范冲是元祐时期主编《神宗实录》而被“绍述”新党流放至死的范祖禹之子，他在继承其父所遵循的元祐党人“尽书王安石过失”的编写宗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王安石新法与新学无限上纲，一概骂倒，甚至对诗歌《明妃曲》深文周纳，对王安石的人格进行恶意攻击。这虽然出于发泄一己之私愤，但代表了以赵鼎为首的朋党集团的宗旨，实际上也成了这次重编《实录》的指导思想。

赵鼎于绍兴四年三月任参知政事，同年九月为左相。在其任宰执之前，吕颐浩相党与秦桧相党之间已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秦桧在第二次入相后力主“王氏之学”，在与倾向北宋新党的吕颐浩之争中，却竭力主张“元祐学术”中的伊川之学，并交结洛学“君子”如胡安国等人，以为党助。对于洛学，赵鼎的偏好较秦桧更甚。赵鼎在执政前就持尊洛排王的思想，建炎三年六月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即因其所建言所致。当其执政后，不仅将秦桧所荐而被吕颐浩所排斥的洛学传人一一引入朝廷，而且出现了“托伊川门人者即皆进用”^②的现象;与此同时，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启用怀有害父之仇的范冲主持重修《神宗实录》，“直书王安石之罪”，彻底否定“王氏之学”与北宋新党，为张扬“元祐学术”和荐引洛学传人为党助提供历史依据。

赵鼎被誉为“中兴贤相”，也与元祐党人一样被后世视为“君子”而载入史册，但这些“君子”及其“君子党”尚且如此“好己之同”，“恶人之异”，作为“大奸”的蔡京、秦桧、韩侂胄及其“小人党”，也就更不难想见了。当然，蔡京实施“崇宁党禁”、秦桧展开“绍兴党禁”、韩侂胄进行“庆元党禁”，其“锢人没世”的残酷程度为元祐党人与赵鼎、张浚以及孝宗以后的王淮、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相党所不及，但在主体的性格特征上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两宋的朋党政治中，无论是“君子”与“君子党”，抑或“小人”或“小人党”，都具有鲜明的“好己之同”，“恶人之异”的排他性文化性格。这一文化性格作用于政治实践，便表现为党同伐异。因此不仅出现了上述杨万里所总结的在政治领域中的四大弊端，而且摧残学术之举如北宋崇宁党禁期间的禁“元祐学术”、绍兴党禁期间的禁“专门曲学”、庆元党禁期间的“伪学之禁”，以及在文学领域里各种文字狱的盛行，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两宋的文学生态和创作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 详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① 《甲辰以尚书郎官召还上殿第三札子》,《诚斋集》卷六九。② 《乙酉自筠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札子》,《诚斋集》卷六九。① 《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申”条。① 《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丙申”条。② 《中兴小记》卷一八“绍兴五年二月庚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