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总共746卷，为15集，计：全上古三代文16卷，全秦文1卷，全汉文63卷，全后汉文106卷，全三国文75卷，全晋文167卷，全宋文64卷，全齐文26卷，全梁文74卷，全陈文18卷，全后魏文60卷，全北齐文10卷，全后周文24卷，全隋文36卷，先唐文1卷。其编纂缘起在总序及凡例中有所叙及，主要是清代朝廷开《全唐文》馆，严可均未能入役，发愤而编唐前文。据其自述：“肆力七八年，积草稿等身，再省并复重，得厚一寸者百余册，一手校雠，不假众力。”原稿本156册，现在依然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涂乙满纸，还加上许多标签，可见作者至生命的终结仍然没有停止对本书的修订拾遗。为编撰此书，作者独力花费了27年的心力，毅力惊人。可惜作者生前无力刊行，直至死后26年(1879)才由他的同乡蒋壑父子为刻目录103卷。又过了8年，王毓藻出资次第刻印，集合28个文人，经过8年的工夫，8次校勘，至1892年全书才刻成，共100册。上距严氏成书之时，已经将近六十年了。

这部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收录丰富。本书除了继承吸收明代所编总集成果之外，还广泛搜集各种类书、总集、别集、经史子部书、金石、碑刻等，收录范围包括：经传中的誓、诰、箴、铭和逸经(除诗外)、史序、史评、佚史的论赞，诸子佚文以及集部文、赋。凡属收录范围内的作品，既收整篇文章，也收残篇集句，甚至像司马相如《鱼葅赋》那样只保留一个篇目的也收入。无论是保存作者的数目，还是收罗作品的完备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全汉文》收录作者334人，作品63卷，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只收9人，梅鼎祚《西汉文纪》只收24卷。又如刘向的作品，张溥只辑出21篇，此书却收录32篇。它不仅使各家作品得到集中，而且还保存大量无名氏作品以及多已散佚的作品，为我们研究唐代以前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大方便。研究中古文学，不能舍此别求。第二，考订详密。全书三千四百多位作家的小传，“多有不见于史”者，严可均倾其全力，尽可能地一一考其爵里事迹，实属不易，得到了后代学者高度赞誉。由于对作者事迹考订细密，所以严氏能为众多的作者和文章按时代年辈编排成队，为上古到中古文学的发展大致清理出头绪。第三，体例严谨。《历代文纪》不收诗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诗赋文均收，本书则只收赋文，不收诗。张溥不注出处，本书则详注出处，而且见于不同书的，还注明各书的书名、卷数，存有异说的，将异说附注在下边，为读者查找资料、考核史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然，以一人之力辑校这样大部头的巨著，前后失照、偶有疏漏都是难以避免的。杨守敬、陈垣、余嘉锡、刘盼遂、钱锺书等人都曾作过订误补遗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漏辑。因为主“全”，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一些。大致可以分成五种情形：其一，有些书虽已辑录，但是仍有漏辑者。如严氏于正史、类书最用功，所辑文章也最多，但《史记·滑稽列传》集解引钟繇、华歆、王朗同对魏文帝《论三不欺》，《后汉书·律历志》贾逵《论历》，《列子·天瑞篇》注引何晏《道论》，《宋书·乐志》荀万秋议，《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谢鲲《元化论序》，《广弘明集》所录齐虞羲《庐山景法师行状》，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议》，《洛阳伽蓝记》“平等寺”条引前废帝《让受禅表》、王晔《禅文》，唐代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废兴引马融、郑玄《周官传序》各一段等，均可补辑。至于零星材料，亦复不少。其二，有传本能见到而失于披览者。如《历代名画记》载顾恺之《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山水记》及王微《序画》，又如《韵补》征引曹魏时代文人之作尤多，也未能利用。其三，当时国内有书而难以借用者。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以及大量的乡邦文献以及地方志等等，其中有不少材料未能采录。其四，当时国内无书而无法观览者。如《文馆词林》(严氏仅见四卷)《玉烛宝典》及后来出土的帛书、简牍、石刻、碑铭等。其五，前人文章已佚而篇名尚存，严氏辑录依然有可补辑者。

第二，失考。也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伪作羼入，如传说人物，其本身就是可疑之对象，更不要说他们的所谓作品了，严氏多有辑录。此外像《全梁文》中的《沈氏述祖德碑》无论从文章风格或遣辞造句上都可证明非梁代沈麟士所著。其二，史传混入。如傅玄《傅子序》载管宁所乘海船夜失方向事，注中称辑自《三国志》裴注，其中据《太平御览》补入数字，实为《笑林》中语。又如王俭《答王逡之问》、萧统《议东宫礼绝傍亲令》、卫操《桓帝功德颂碑》等均将史传中的话误作原文。其三，作者小传舛误。这样的例子更多，不必一一列举。其四，篇题及注讹误。如沈约《与约法师书悼周舍》，显然应是悼周颙。

第三，误编。如嵇康《蚕赋》两句实为荀卿作。萧统《与东宫官属令》，实为萧纲之作。

第四，重出。如萧纲《戎昭将军刘显墓铭》又见刘之遴名下收录(应是刘之遴作)。刘孝绰《为鄱阳嗣王初让雍州表》，又见刘孝仪名下收录(应是刘孝仪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上述明显失误外，还有大量的校勘问题，因为严氏所用之书多数为坊间俗刻本，鲁鱼亥豕，在所不免，严氏不可能一一校正。而且，在抄录、校刻过程中，讹误无疑又增加许多。因此，引用此书文字必须核对原始材料。

严氏此书完成后，影响极大，但也招来了一些异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全上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说，在当时，孙星衍、孙星衡、李兆洛、吴鼐、顾千里等也作过编次唐前文章的工作，有的且已经做成(如李兆洛的《八代文》)，有的也已草成初稿(如孙星衍)，因此这部书稿出于严氏一人之手，就成了疑案。蒋彤《养一先生年谱》(李兆洛)、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孙星衍)及谭献《复堂日记》等甚至说严氏此著实窃取孙星衍的遗稿，据为己有。近人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卷八辑录众说，详加考核，认为草创辑录先唐遗文，非始于严氏，孙、李等已有八代文“起汉魏，迄于隋”，“严氏又补辑上古三代先秦，遂改题今名”。钱锺书《管锥编》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严、孙或始欲协作，渐即隙末，而严不舍以底于大成，孙则中道废置，故严叙绝不道孙，以原有共辑之议，恐人以己为掠美也;而孙谱必道严，亦正以初议共辑，而终让严氏独为，恐其书成而专美也。俞氏《识语》当是惑于悠悠之口。”为此，钱锺书提出了五方面的论据，很有说服力。此书有中华书局1958年据医学书局本影印本，同时出版了篇目著者索引，使用起来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