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汉赋·元成至明章时期的赋作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赋·元成至明章时期的赋作

西汉武、宣以后，汉赋的创作由鼎盛期转入了模拟期。这一时期包括西汉元成哀平诸帝和东汉的光武、明帝、章帝诸时期。但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不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扬雄、班固，其次是刘歆和冯衍等人。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一个以道统自居的人物，在赋史上占有着仅次于司马相如的地位。他一生著作丰富。仿《易》作《太玄经》，仿《论语》作《法言》。其赋作，今传有《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酒赋》《太玄赋》《逐贫赋》《蜀都赋》(残)。扬雄作赋，主要是模仿司马相如。《汉书》本传上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说：“作四赋(指《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由此可见，扬雄模仿相如是有意识的。这里既有佩服仿效的意思，也有竞赛比试的意识。因为文学是创造性的事业，仅模仿而无创造是不能立足的。扬雄模仿相如，一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他要竞赛，所以他也多有创新，从而成为名家。

扬雄的创新首先表现在他学习相如的宏壮气象，同时努力向雄奇诡丽的方向发展，使赋作颇多迅发之气，清人程廷祚在《诗赋论》中说：“子云之《长杨》《羽猎》，家法乎《上林》而有迅发之气。”实为确当之评。其次，扬雄在赋的整体结构上也是学相如的，但扬雄更注意赋作的层次性，因而也就更有条理性。虽皆罗列物事，但相如只是粗略勾勒，似乎重在事物的罗列堆积，而扬雄则在罗列中更注意表现事物的特征，那差别也是明显的。这些，只要将《上林》与《羽猎》对校猎的描述加以对照，就可以感觉得到。

扬雄规摹相如所作的四赋，虽大体效依，然因其才高学博而有自己的新意。除此之外，扬雄的《解嘲》《逐贫》两赋，则更可见出他的创造性。

《解嘲》是东方朔《答客难》之后，又一篇深刻分析士这一群体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的命运必然性的作品，既极有历史感，又富于现实性。这篇赋运用对比的手法，深刻分析了“士”这一群体在先秦和汉代的现实遭遇，指出了当时官僚对“士”这一群体冷落、蹂躏的实际状况。他在赋中深刻指出：“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于是“士”所遭遇的就是“言奇者见疑，性殊者得辟”，他们只好“欲谈者卷舌而回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能如此清醒地认识“士”这一群体地位、命运的根本变化，并能如此大胆地加以公开表达者，前有东方朔，后有扬雄，他人皆所不及。《答客难》《解嘲》就其思想内容的深刻而言，是汉赋及赋史上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人们以为东方朔只是一个滑稽玩世的人，以为扬雄只是一个死读书玩文字的书呆子，那是肤浅的看法。其实他们两人都是清醒而深刻的思想者。正因为扬雄看清了世上的污浊，所以他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扬雄的《逐贫赋》则是一篇四言赋，以调脱的笔法表现了安贫乐道的自足，从中可以见出扬雄的人品、格调。赋中扬雄以对比的手法写到了自己贫困的窘状，其描述十分尽情。同时，他在赋中也表示了自己对待窘境的达观态度。这种写法在扬雄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是扬雄的创造。前人说这是“以文为戏”^①，也有人说这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自作旷达的表示”^②，都未免说浅了些。其实这正是扬雄以诙谐的态度对待生活的不幸，并从而显示了他坚持素业和操守的人格力量，扬雄是一个有追求有节概的人。从文学史角度说，《逐贫赋》将一个新的题材和一种新的写法引入了赋体文学，为后世确立了一个文学范型，韩愈、苏轼都受了他深刻的影响。

扬雄“少而好赋”，但到了晚年却对作赋怀疑起来。在《法言·吾子》中他说：“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又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这段文字经常被论汉赋的人所征引，作为否定汉赋的根据，其实是不合适的。扬雄这种态度，有现实原因，也有他对文学与现实关系、文学作用理解上的原因。扬雄是一个对政治很关心的人。他40岁来到长安，就奏上了《羽猎》等四赋以讽谏成帝，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对赋的功用抱有乐观的看法。然而成帝好色奢靡，微行田猎，信任外戚，把朝廷搞得一团糟，而扬雄有针对性的赋作竟毫无影响。这不能不使他思索赋体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所以扬雄一方面在儒家文艺思想范围内特别强调赋的“讽”“刺”意义，并以此为据对以往的赋体作品作了否定性的评价;一方面审视了赋体文学创作的特点，找出了以往的赋作所以会“劝而不止”就是因为赋家在作赋的时候追求“宏侈巨衍”，因而“推类而言”，以致“极丽靡之词”这样的原因。几个因素的交织使扬雄片面地理解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单单强调文学特别是赋的讽谏作用，并从而对以往的赋体文学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扬雄的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他的独特领会。正因为此，扬雄的看法不能作为我们今天否定汉赋的根据。独特的领会不能作为普遍的原则。

与扬雄同时而值得一说的赋家是刘歆。他的代表作是《遂初赋》。刘歆是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是刘向的儿子。作为宗室，他见到当时王权衰落、外戚专政，心中十分不满与担忧，多次上书切谏，因而为外戚所忌，被贬五原太守。在赴任途中，他心中愤懑，于是作赋以抒慨。全赋以行踪为经，而以途中所思所想的史事为纬，通过对史事的评价表露对现实政治的态度。这种内容结构形式，是一种新的创造，对后世述行序志赋的影响甚大。由于刘歆学问渊博，情感真切，所以用事贴切，议论到位，颇能给人以警醒和感动。

模仿而有演化的赋家还有冯衍和班彪、班固诸人。在王莽篡汉及赤眉、铜马起义之后，天下重归平定，赋的创作于是又恢复起来。冯衍、班彪、班固是和帝之前重要的赋家，继续着又模拟又演化的过程。冯衍的代表作是《显志赋》，模仿着《离骚》和《遂初赋》的结构和写法，表现出自己对功名不遂的愤懑。但他同屈原是貌同心异，《后汉书》本传上说：“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可见当时人就已看出他虚张声势。班彪是班固之父，他的《北征赋》全仿刘歆《遂初赋》，以行踪为经而以感触为纬，又学屈原句法，然意思却很平常。他的《览海赋》，主旨在颂扬仙人的生活，而在他的想象中，仙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世俗地主生活的无限延续而已。他的思想可以代表汉人特别是东汉人求仙的终极目标，不过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班彪的想法体现了当时人对生活的眷恋和肯定。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班彪之子班固(32-92)。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年轻时承父志私撰国史，被人告发入狱，事明得释，受诏修史，留下了史学名著《汉书》，其声望仅次于《史记》。班固的赋，完整留下的有 《两都赋并序》《幽通赋》《答宾戏》《竹扇赋》，尚有残缺和仅存篇目的作品若干篇。

《幽通赋》是一篇骚体赋，是班固在永平年间任郎典校秘书时回答人们讥其无功的作品，赋中宣告要“明君子之所守”，析之以正道。班固的所谓正道就是儒家之道，因此这篇赋在意识取向上与东方朔、扬雄大不相同，并且也甚不满于庄子和贾谊。与此赋主旨相同的还有《答宾戏》，但句式更加散化。班固的代表作是《两都赋》。这篇赋是第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在内容上，这篇赋同相如以及扬雄在赋中所描写的宫室田猎的内容有联系，但已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发展就是：班固将宫室、田猎、歌舞发展成独立的题材，而且特别注意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所写的一切都可以按之典籍图录。赋中几乎都是人文景观，这值得特别注意。在意识倾向上，班固一改相如、扬雄以来对所写对象的夸耀赞美，而折中以“礼法”，因而在写法上也一改相如、扬雄的夸饰之风，注意用语的适度和对内容的剪裁。在语言上，此赋工整典雅，开了赋体文学骈骊化的先河。凡此种种，不但明示着班固承袭着模仿的积习，更昭示了汉赋一个重大的演变。所以，班固在赋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显示了汉赋新发展的方向。

这一时期的赋家，除了上述这些人以外，尚有杜骃、崔骃、傅毅、李尤诸人，不过他们沉溺于模拟之中，很少新意，从略。

注释

① 章樵 《古文苑·逐贫赋题注》,清刻本。② 骆冬青《气象非凡的汉赋》第100页,辽海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