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通俗小说·公案小说与神魔小说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通俗小说·公案小说与神魔小说

在讲史演义之后形成的创作流派是公案小说^②。万历二十二年 (1594)，与耕堂刊出明代第一部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三年后，万卷楼又改名为《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翻刻此书，这证明了公案小说在当时的畅销。接着，福建书商余象斗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编撰刊行《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书中一百零五则案件分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十六类编排，相当一部分内容辑自各种案例书，如《疑狱集》之类;而余象斗编辑时针对《百家公案》中故事多含神怪内容的现象，提出了“非如《包公案》之扑鬼琐神，幻妄不经之说”的主张(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叙》)尤可注意。随后，他又编纂了《皇明诸司公案》。明后期公案小说还有吴迁的《新民公案》、虚舟生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吴沛泉的《明镜公案》、归正宁静子的《详刑公案》、湖海散人清虚子的《名公案断法林灼见》、托名汤显祖的《律条公案》以及编撰者不详的《详情公案》《神明公案》与《龙图公案》。这些作品常是抄录拼凑先前的公案小说，另题书名刊印行世，诚如孙楷第所言：“辗转抄袭，似法家书非法家书，似小说亦非小说。”(《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然而，公案小说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广大读者希望了解法律知识的需求正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正如讲史演义的盛行适应了百姓渴望了解历史知识一样。通俗小说最初两个流派的形成，读者的阅读需要都在其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小说创作须摆脱功利主义目的方能健康地发展，但对这一文学体裁来说，传播环节的制约又使得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出现，在它重新起步期更是如此。

神魔小说在万历朝也迅速崛起，《西游记》刊行是其直接动因。这部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问世于嘉靖后期，而相应流派的形成却在半个世纪之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游记》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才刊印行世。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西游记》也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元代已基本定型，那时还出现一些取经故事的戏曲。正是在此基础上，有人做了集大成式的改编，创作了《西游记》^①。在过去几十年里，作品著作权曾被归于吴承恩，但依据并不充分，因此，学术界关于作者问题仍有争论^②。不过不管作者是谁，人们都一致肯定他再创作的功绩。他并没有把作品写成以宣扬佛教精神、歌颂虔诚教徒的“高僧传”，不仅冲淡了原先取经故事的宗教色彩，实际上还通过具体故事，将批判锋芒直指宗教神学。如孙悟空大闹龙宫、天宫与冥府的英雄行为，是对佛教教义的明显违背;唐僧得靠孙悟空大动干戈才能去西天取经，也是对佛教教义的嘲笑。在西天佛教圣地，阿傩、伽叶二尊者公然营私舞弊、贪财索贿，如来佛还为他们辩解;孙悟空一路打杀的妖魔鬼怪，又多半是天上仙佛、神将的侍从。宗教天国是尘世生活的折光反射，作者实际上是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人情世态，《西游记》也因而成为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与此相适应，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在作品中不仅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还经常受到嘲笑与批判，封建儒士的迂腐与佛教信徒的虔诚在唐僧身上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相反，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却成为全书最突出的中心人物。“大闹天宫”的故事被置于全书之首，展示了孙悟空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品格;随后的“西天取经”故事则表彰了他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而且他在重重困难面前始终顽强不屈、随机应变，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此外，将许多人们所熟悉的神话故事和人物有机地组织到作品中，以及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展开故事情节等等，也都是作者再创作时取得的明显成就。作者异常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他的那些故事也往往含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或揭露批判现实，或抒写理想，故而《西游记》又常被称为积极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十分成功，各种神魔既显示出超自然的神性，同时也表现出社会化的人性，他们的形象还常与某种动物的体态习性相糅合。如孙悟空是活泼的猴子，这就切合他机智、好动的性格和那七十二般变化的神通，这又与他热爱自由、不受拘束、勇于反抗的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猪八戒是猪，因此他行动蠢笨，贪吃好睡，办事往往弄巧成拙，遇上艰险则经常畏缩不前，这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写照。“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①，现实意义的幽默讽刺与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这正是《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唐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内容较为贫弱;沙僧形象比较苍白;有些地方诙谐太过，不免流于庸俗等等。

《西游记》的刊行引起神魔小说的创作热潮，五年后即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问世。这部作品描写郑和下西洋时在碧峰长老和张天师协助下，如何一路斩妖捉怪、威慑海外诸国的故事。嘉靖朝以来，倭患日甚，朝廷却软弱无能，罗懋登编撰这部小说，实是希望能有郑和、王景宏这样的将帅出现，威震海表，荡平倭寇。作品受《西游记》的影响极大，不少地方还干脆抄袭^②，全书又几乎全由人物对话堆砌而成，缺少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继之不久，又出现后来合称为《四游记》的四部神魔小说：吴元泰的《东游记》主要描写八仙故事;余象斗的《南游记》叙述华光天王救母又大闹天宫、地府故事;余象斗的《北游记》演述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及成道降妖故事;杨致和的《西游记》又名《西游唐三藏出身传》，它似是百回本《西游记》的节本，但许多生动精彩的情节都被删去，且结构散漫、头重脚轻，致使西游故事的文学色彩消失殆尽。这四部作品都出自书坊主或与书坊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之手，是借《西游记》正风行一时的声势匆匆编成以求牟利，故而作品多文白夹杂，东抄西袭，结构疏漏，文字拙劣。作者还总设法与《西游记》沾上点关系，如《东游记》中有个齐天圣手持铁棒，英勇无比;《南游记》中不少情节都模拟《西游记》，华光天王后来还和齐天大圣结为兄弟，复归佛门。这些都是显示《西游记》和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相互关系的例证。当时，书坊萃庆堂塾师邓志谟是较重要的神魔小说作家，他接连撰写了《许仙铁树记》《萨真人咒枣记》和《吕仙飞剑记》^①。此外还有一些当时畅销一时，但终因艺术成就不高后来几近失传的作品。如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朱鼎臣的《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朱开泰的《达摩出身传灯传》以及作者佚名的《天妃济世出身传》《唐钟馗全传》等等。

在神魔小说中，《封神演义》可算较出色的一部。这部百回作品现在出版时署名许仲琳，但学术界关于作者问题还颇有争议。小说以相当篇幅暴露商纣王的残暴不仁、乖戾凶狠与荒淫奢侈;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仁义爱民、推贤任能与俭朴勤政，故而终于能以正义之师诛灭凶顽。作品中展示了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但在批判暴君虐政时，也突出了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的精神，这种与以忠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有别的思想，正是当时新兴社会思潮的反映。作品在艺术上充分发挥神话传说善于夸张、富于想象的特长，它赋予各色人物以奇形怪貌和奇能异技，描写战争武器和手段时，也表现出颇为奇特的联想。书中人物如黄天化烈性如火，杨戬机谋果敢，土行孙聪明勇敢又暴躁好色，闻太师耿率正直却近乎愚忠等等，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不过，作品中故事铺叙多有雷同之处，多数人物性格也并不鲜明，写他们的活动只为“完天地之劫数”，结局也都是“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观念，且严重地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潘镜若编撰的百回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描述了万历年间林兆恩与弟子宗孔、僧宝光、道士袁灵明创三教合一之说，祛邪除妖，破除世人痴顽迷惘的故事，对社会种种弊病以及人情风俗的浇漓颇多调侃批评，其主旨则是“开迷心，归正路，欲以举世尽归王道之中”(朱之蕃《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序》)。小说笔墨流畅，但连缀琐事与时时插入议论使人有冗长之感。在古代小说史上，如此糅合神魔、社会小说为一体的作品尚不多见。另外，还有冯梦龙编辑整理的《三遂平妖传》。此书原为二十回本，署“罗贯中编次”，后来冯梦龙改写为四十回本。作品叙述北宋时蛋子和尚盗得九天秘笈，与圣姑姑、左黜儿一起炼成七十二般道术，后辅佐王则于贝州哗变起事。朝廷派兵剿杀时，蛋子和尚遵神佛旨意化为老僧诸葛遂智，会同马遂、李遂用“天罡正法”击破“地煞邪法”，平息了事变。作品称颂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固不足取，但它同时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贪婪，以及百姓在残酷压榨下被迫造反的现实。冯梦龙改编后，作品实际上对明代的人情世态多有描绘，其语言朴素流畅、幽默泼辣，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较丰满生动。

就神魔小说的多数作品而言，“芜杂浅陋，率无可观”是对它们最恰当的概括性的评价^①;可是作为一个流派，它对小说发展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更何况其中还有一部优秀巨著《西游记》。神魔小说推动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打破了讲史演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尤其像《西游记》等作品的成功，更是呼吁作家们挣脱按鉴演义束缚的最有力的号召。万历朝神魔小说的编撰，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中国民间各种神话故事的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仅就这点而言，也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

注释

② 关于公案小说的研究,可参见黄岩柏 《中国公案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十一章。① 参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收入其《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② 参见赵景深《三宝太监西洋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① 参见吴圣昔《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