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的发现与近体诗的发展·关于“八病”的研究

四声的发现与近体诗的发展·关于“八病”的研究

前引钟嵘《诗品序》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钟嵘所说的后半句：“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所谓“蜂腰、鹤膝”，就是“八病”之中的两种，而钟嵘认为已经深入人心，并非沈约等人独得胸襟。

1985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发表《沈约声律论考——探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翌年又发表《沈约韵纽四病考——考察大韵小韵傍纽正纽》，清水的结论依据在这样几个原则基础之上：

第一，沈约的诗是忠实遵守其理论的，以此见解为立足点，从沈诗中归纳声律谐和论。

第二，以《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原则和《文镜秘府论》中的声病说为基础，在这个范围内探究以“八病”为中心的声律谐和论的实际状况。这时不将“八病”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将它看作是变迁的。

第三，考察沈诗的音韵时，视情况亦从古音上加以考察。

结论是：“八病为沈约创始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对此，刘跃进在1988年撰写了《八病四问》提出异议。这四问是：第一，永明诗人、特别是沈约何以不言“八病”?第二，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何以越来越详?第三，沈约所推崇的作家作品何以多犯“八病”? 第四，沈约自己的创作何以多不拘“八病”?

现在来看，刘文尚有不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作者所依据的声韵主要是《广韵》。《广韵》虽然隶属于《切韵》系统，但是，毕竟已经过去数百年，音韵的变化颇为明显，只要作者将《切韵》《唐韵》和《广韵》稍加比较就可以明了这一点。而且退一步说，作者所用的确实反映了真实的《切韵》音系，那么问题来了：《反切》系统反映的是哪一种音系?是江南音，是南渡洛阳音，抑或是长安音?音韵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是有很多争论的。如果没有较有力的根据，在引用《切韵》系统的韵书来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用韵情况，其立论的根据是颇可怀疑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正史和各家诗文集，没有条件关注更新的研究成果。

这里仅仅说后一问题。

譬如说，关于声病的概念，成书于公元纪元初叶的印度著名的文艺理论专著《舞论》(又译作《戏剧论》)第十七章就专门论述过36种诗相、4种诗的庄严、10种诗病和10种诗德。这是梵语诗学的雏形。后来的梵语诗学普遍运用庄严、诗病和诗德三种概念而淘汰了诗相概念。“病”(dosa)，在梵文中，其原义是错误或缺点。在汉译佛经中，一般译作“过失”，有时也译作“病”。据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介绍，所谓诗病(dosa)有10种：1.意义晦涩——使用生僻或费解的同义词。2.意义累赘——描写不必描写者。3.缺乏意义——意义不一致或不完整。4. 意义受损——意义粗俗不雅，或者，意义走样。5.意义重复——重复表达一种意义。6.意义臃肿——一节中每个音步各自成句。7.违反正理——缺乏逻辑。8.诗律失调——违反格律。9.缺乏连声——词与词之间不按照连声规则粘合。10.用词不当——不合语法。7世纪婆摹诃《诗庄严论》共六章，其中有好几章也论述到各种诗病。如第一章论述一组10种病：费解、难解、歧义、模糊、悖谬、晦涩、难听、庸俗、组合不当和刺耳。第四章论述了另一组10种病：意义不全、意义矛盾、意义重复、含有疑义、词序颠倒、用词不当、失去停顿、韵律失调、缺乏连声以及违反地点、时间、技巧、人世经验、正理、经典等。他在第二章论述比喻时，还附带论述了7种喻病：不足、不可能、词性不强、词数不同、不相称、过量和不相似。总共有27种病。不仅有定义，而且每一种病下均有例证，这与《文镜秘府论》完全一致。7世纪檀丁《诗镜》共三章，其中第三章论述词音修辞方式和10种诗病。其名称和定义与婆罗诃《诗庄严论》中提出的第二组10种病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在论述每种诗病时，几乎都指出这种诗病在特定情况下不成其为诗病，或者反而转变成庄严或诗德。8世纪伐摹那《诗庄严经》采用经注体，共分五章，分别论述诗的身体、诗病、诗德、庄严和应用。他将诗病分成音病和义病两类。又将音病分成词病和句病，义病分成词义病和句义病。词病有五种：不合语法、刺耳、俚俗、使用经论术语和滥用垫衬虚词。词义病也有五种：僻义、费解、晦涩、粗俗和难解。句病有三种：诗律失调、停顿失当和连声失当。句义病六种：意义不全、意义重复、含有疑义、悖谬、次序颠倒和违反地点、时间、人世经验、技艺和经典。他还在第四章论述了六种喻病：喻体不足、喻体过量、词性不同、词数不同、喻体不相似和喻体不可能。这样，他关于诗病的解释共有25种。据说，后来的梵语诗学家基本上都沿用他的诗病分类格式。

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声病的理论也已为大多数作家学人所熟知。正如本节开篇所引钟嵘《诗品序》所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事实上，钟嵘在具体的品评过程当中，也多次运用到“病”的概念。譬如上品“晋黄门郎张协诗：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有时又单称“累”，如序称：“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中品称何晏、孙楚、王赞：“平叔鸿鹄之篇，风归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

问题是，中土士人所倡导的声病之说，与印度是否有某种关联?

美国学者梅维恒、梅祖麟撰写了《近体诗源于梵文考论》(theSanskp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对此给予了确切肯定的回答。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古典诗歌理论中的“病”(dosa)的概念问题，也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舞论》的记载。第二，关于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提到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结合谢灵运、鲍照、王融、萧纲、庾肩吾、庾信、徐陵等人的作品探讨了“轻”与“重”的问题，从而详细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到宫体，再到近体的嬗变轨迹。第三，详细论证了佛经翻译过程中经常用到的“首卢”(sloka)概念问题。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原因刺激了中土文士对于声律问题突然发生浓郁的兴趣?作者特别注意到了前引《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的那段话，认为沈约等人提出的“病”的概念即源于印度《舞论》中的dosa，传入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450至550年之间。而传播这种观念的核心人物就是鸠摩罗什等人。当时中土文士僧侣最可能接触到诗律最重要的是“首卢”(sloka)，根据经录等记载，主要有：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摩诃般若钞经》;

建元十九年(383)《阿毗昙八犍度论》;

后秦建初六年(391)《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

后秦弘始四年至七年(402-405)鸠摩罗什《大智度论》《龙树菩萨传》。

这些译著不仅出现在敦煌石室中，sloka也广泛流传于Lo-tussutra等地。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没有大的变化。如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以偈”、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等也主要谈到了三十二言的诗律。“首卢”是印度最普通的诗律。它强调第一和第八个音节是自由的，即可以不用入韵，这一点也正是中国近体诗的一个特点。它是由鸠摩罗什等人传给慧叡，再由慧叡传给中土文士。说明西北印度——中亚乃至中原一带的佛僧是了解印度诗律学的。作者最后总结说：“总而言之，沈约和他的追随者，在梵语诗律学的影响下，在公元488年至550年之间创造性地发明了汉语诗律学，而这种诗律学与梵文的诵读具有同样悦耳的效果。特别是下列几点更应提及：第一，梵文laghu(‘轻’)和guru(‘重’)的观念，不仅仅给沈约等人提供了直接的术语，而且更重要的是，诗学中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对他有直接的启发。第二，梵文sloka(‘首卢’)本身带有神圣的意味，这就促使中国的诗学家们按照这样一种古印度诗律创作类似的结构形式。第三，梵语诗律学中dosa(‘病’) 的学说给沈约等文士提供了理论上的框架，从而形成了一种统御声调变化的诗学规范。”

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又根据德国探险队发现的《诗律考辨》，认为印度的诗律知识很有可能是通过外国精通音韵的僧侣传入中土的，同时由于《诗律考辨》有许多内容与《舞论》中的观点相一致，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沈约及其追随者除了接触到“首卢”之外，也一定接触到《舞论》方面的有关资料。作者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学者诗人有可能读到过《舞论》，还因为这部书是印度标准的诗歌论著，直接启发了永明诗人借鉴这种理论创造发明了永明声病理论。永明声病说以四句为单位规定病犯，跟首卢相像。首卢的诗律只管一偈四句，不考虑粘法。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指出，“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十字之中，‘颠倒相配’，联与联之间同样强调平仄相对;‘粘’的原则尚未确立”。这个结论似乎可以和梅维恒、梅祖麟、平田昌司等先生的论证相互印证。

此外，平田昌司还进一步论证了印度诗律和中国诗律的异同，他指出，印度诗律分为二种：第一种以每一句的音节数为单位，叫做vrtta;第二种以mora为单位，叫做jati。其中以第一种为常见。这种诗律分“轻”(laghu)“重”(guru)两大类，这些术语已见于《波你尼经》，起源很早。“重”音节的条件有：包含长元音、后接复辅音，此外，处于每句末位的音节时当也为“重”。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切音节就是“轻”。在印度诗律当中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用符号表示轻重的搭配，一般认为这种类型保留了比较原始的形式。《诗律论》以三音节为单位，用八个文字符号表示轻重的搭配，用它们来说明诗律。另一种是以偈颂实例让读者领会诗律。尤以后者最值得注意。这种诗律主要出现在比《诗律经》时代稍后的著作。《舞论·诗律章》 以及前面已经提到的龟兹出土的《诗律考辨》第二部分就是这类诗律的代表。因为多数诗律的名称跟妇女有关，举例一般用艳诗。因此，平田认为：“宫体诗和声律论差不多同时在齐梁兴起，而且二者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许可以考虑这二类型印度诗格的影响。”《舞论》为此还列举了偈颂的实际作品加以说明。为此平田解释说：“作偈颂时，一定要遵守这种轻重搭配。不合诗格规定的被称为‘visama’。”这也就是“病”的概念，《舞论》把它列为诗的“十病”之一。“这些诗律的名称都用名词或比喻形式，并且往往跟妇女有关系。tanumadhya(案，指诗律)两端‘重’，中间二个‘轻’，因此称为‘细腰’。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八病’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现代科技文明已经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做学问不能作茧自缚，做井底之蛙也只能囿于世界潮流之外，而为时代所抛弃。若干年前，刘跃进曾写过一篇《从补课谈起》的短文，专门谈到研习国外文献学的问题。就像人的两条腿，传统文献学和国外文献学是我们从事研究的两个基点，缺一不可。脚踏实地，从这里起步，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有厚实的基础，才会有新的生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