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南北交通与地域文学的发展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南北交通与地域文学的发展

愈是偏僻落后的地区，交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对该地区文学发展的作用就愈大，唐代湖南、江西、黔中、岭南、闽中就是这样。依据创作主体与文学质性的不同，可将这些地区的文学创作区为分三类：一是由北方来的州刺史与使府僚佐所作的作品;二是本地作家的创作，亦即南方乡土文学;三是经过该地的刺史、使客、迁客、流人、举子之作。第一、三部分是北人在南方的创作。可见整个唐代，南方文学建设的担当者仍不得不由北方作家充当。没有大量北人的南来，这里的文学将更落后和微不足道。

南方在唐代的落后程度令人吃惊。人烟稀少，蛮族种落杂居，汉化程度低，风俗愚陋，敌视外地人，拒绝同化，被视为不堪忍受的“丑地”，凡中原士人皆不乐居处。柳宗元概括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①因此通过命官、遣使、迁贬、开府置幕等手段使北人南来就成为带动南方文学发展的首要条件。

唐时南方一直是政治犯谪放的重点区域。若对周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所载南方诸道左降官及流人做统计，会发现愈往南，州郡官员中自迁贬而来的人员，所占比重愈大。岭南、湖南最多，其次巴蜀、江西、荆南鄂岳，再次两浙、闽中。总之，越接近中原文化区，左降官与流人所占比重越轻，这意味着逐臣文学在唐南方文学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分析唐南方州郡刺史与僚佐的身份可知，凡是升官或平调的刺史，大都在两《唐书》中无传，声望低，既乏文才，又无治术，记载不清晰，在史传中出现的频率低，甚至仅靠碑传、方志散载，才得为后人所知。左降官则正好相反，十之七八皆政坛显要、社会名流、文坛名宿，文才声望俱高，史书有传，记载颇多，被贬前皆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政治背景，能代表先进文化。因个人能量颇大，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又非一般刺史可比。以湖南为例，唐代湖南422名刺史，无一人由本地人升任。就连本地人才崛起的五代十国时期，州刺史绝大部分也是外地人。除刺史外，幕僚是湖南的另一大文人群体。唐后期湖南使府聚集了一批北方文士，与府主、左降官共同组成南来的北方文人群体，互相唱和援引，把北方文风士风带到湖南，促进本地文学的发展。

结合唐五代南方人才的成长状况，也许更能说明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地域开发和地域文学建设的带动作用。唐五代南方青年也参加各种各样的科举选拔，但常常是很难登第。少数人及第而不知名，许多登第进士仕历不清晰，记载少，作品少。以湖南为例，何坚、孟琯、潘纬、何仲举等登第进士，就反而不及未登科第的李群玉、胡曾有名。38位湖南诗人中，仅长沙欧阳询、永州张文宝正史有传。史家不著录，只能说明其并未达到为社会所公认的全国知名的水准，这与他们未能打进核心文化圈的生活状态相符。 仕至五品以上的也仅刘蜕、何仲举、张��、张文宝、欧阳彬五人。除李群玉、刘蜕、胡曾交游稍广认识不少北方名人外，其余34位诗人踪迹大都在荆湘、江岭之间，很少到北方去。其作品多半只有时名，并不能建立全国性声誉。正因为这样，北方衣冠士族的南迁北返对当地青少年成长所起的作用才大。很多湖南诗人正是得到了北方文人官吏的扶持才走上业儒入仕的生活道路，与时代精神合拍。北方文人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南方地域文学在置幕、命官、遣使、流贬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步发展，自具面貌。

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南方文学地域风格的淡化。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文学地域文化差异的淡化。上古时期交通闭塞，交流困难，文学发展极为缓慢，以《诗》《骚》为代表的上古文学地域性格外鲜明。隋唐时期，文化区域变大了，《隋书》《通典》开始按《禹贡》九州叙述各地地理民俗，相应地，人们开始按南北文化区域对文学的地域性作划分，不再将一个地区细分为多少“风”。唐初史家也只标出以“贞刚”为质素的河朔风格和以“清绮”为特征的江左风格，而没有再做其他更细致的分辨。分类标准的放大，说明地域差异在变小。随着国家的统一，各地交往的加强，地域文化特征对文化的影响在减弱，越到中心地区，交通越频繁，内部的文化差异性越小。黄河上游的关陇，中游的河洛，下游的齐兖之间的地域差别已远不如上古时代明显。长江流域发展偏慢，有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荆楚、下游的吴越之分，但上中下游之间的相近点越来越多，截然相异的只是各自的本质的东西。

二是地域文学创作队伍的外地化。一方面地域文学的作者大部分是外地人;另一方面本地作家也外地化，其活动范围、作品的描写对象不以本地为主而以外地为主。这都反映了唐代文学因交通发达而带来的变化。如果以地域文化为视角来研究唐代文学，会发现：越是边缘地区，本地作家越少，乡土文学的分量越轻，外地作家的参与越多;越是文化中心区域，本地作家作品越多。如果按《舆地纪胜》的编排方法将唐五代南北各地“纪胜”诗逐一排比，便会得出以上结论。《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二书诸州“四六”、“诗赋”、“碑记”目之作者很多是外地人，本地作家不以本地山川风土为主要描写对象，在唐代很常见。他们自踏上游宦之途以后就以天下为家，主要与外地作家交游，很少回去。可以说“一生好入名山游”是唐文人的共性，唐人这种以天下为家的生活方式，是突破文学地域性的最重要基础。

三是作家风格的强化。文学地域风格的淡化与作家风格的强化有因果关系，因为地域风格的淡化意味着参与创作的外地作家增多，作家有了更多机会吸纳各地风土气味，为自己的创作提供艺术营养，纠正自己的审美偏向。唐文人的生活方式却决定了地域文化特征不可能对他们影响特别深远，而极有可能特别广泛。很少有文人终生困守一地，一个诗人到过全国十几个地方是常事。地域文化视野被打破，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自然景观的感悟力、表现力也有所增强。自然环境与生活阅历影响着诗人的审美取向与诗歌意境，从而为作家的风格个性化准备了前提。

此外还可以选择大家熟悉的竹枝词作个案研究。竹枝词脱胎于古“巴歌”，中晚唐时期流传到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随着它的东传、南播，它逐渐由民间走向文人士大夫，由口头走向书面，由俗变雅。在这一变化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人员来往。但随着交通的发展，经过南北文人的加工，“竹枝”这一南方民间文艺样式，逐渐失去了它的民歌底色，变得精雅，逐渐发展成带有纪事和猎奇色彩的文人作品。这说明，交通的发展会影响到文学风格，对此应予以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柳河东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