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金对立下的文风丕变与文人的恢复情结

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金对立下的文风丕变与文人的恢复情结

自澶渊之盟到12世纪20年代，宋辽和平共处的局面维持了一百余年。由于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以及辽朝的衰败，这种格局被打破了。辽亡后，女真族成了宋朝的主要威胁，宋金关系构成了此后南宋近百年的主要民族矛盾。此时，宋朝所面对的民族敌人较契丹更为强悍。与契丹之间的战事主要是由宋主动发起，而女真族则是作为侵略者对宋朝步步逼迫，致其失地亡国，沦为臣属。辽宋间聘使往来尚以“兄弟”相称，而金宋间则只能称以“叔侄”了，可见南宋国力之孱弱。北宋虽未复汉唐故地，但毕竟据有中原沃土，而南宋统辖的则只有江南的残山剩水，宋金力量对比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宋朝士人的心态也大不同于北宋时期。北宋时虽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但那并非失于宋人之手，所以与辽相处，虽感屈辱和无奈但尚能以较为平和的心态接受和解局面;而女真人占据的中原故国则是从宋人自己手里丢掉的，从而使汉民族感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和切肤之痛，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复仇心理成为国人精神的主导，而无力回天的现实又往往易于滋生苟且和颓废的社会心理。受到上述宋金关系特点及当时士人心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较北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渡前后文坛风气的丕变和宋金对峙过程中那挥之不去的恢复情结，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持久不衰的主题。

靖康二年(1127)在金兵强大攻势下，二帝被俘，中原沦陷。南宋重建于江淮以南，与金国对峙。随着宋廷的南渡，大批文士也来到南方，宋代文坛重新组合。民族关系的急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宋代文人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态，由此导致了宋代文坛一次最大的风气转变。靖康前的民族关系，是有宋一代最宽松的时期，来自契丹人的威胁由于其自身的内外问题而减轻，而逐渐强大的女真人尚未与宋正面对敌，所以社会表面上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氛。对于文士而言，一方面由于承平日久和朝廷的右文政策而生活优裕，另一方面由于党争激烈及政治腐败而处境险恶。与文人这种生存环境相关，宋初文坛上那种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风气此时已明显减弱，更多的作家将目光的关注点转向了自身内心世界和文学的艺术形式与技巧。诗、词这两个主要的创作领域中主导风气的江西诗派和周邦彦的词便是这一时期文风的典型代表。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粉碎了文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翻天覆地的沧桑之变，迅速将他们的目光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生活，文学观念和文坛风气也因此而丕变。

这场巨大的民族劫难，首先对人们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个突出的标志是杜甫的价值被重新认识。李纲云：“汉唐之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①杜诗的诗史精神和爱国主义受到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此时再一次被强调，包括江西诗派中人也走出了自我中心的诗学樊篱。此时词学观念的转变更为突出，大盛于北宋的曲子词历来被视为专写儿女私情的艳科小道，词体功能被定位为“谑浪游戏”，“娱宾遣兴”。靖康之变终于将词人们从温柔乡中惊醒，传统的词学观念开始受到质疑、批评，苏轼所开创的适合于言志抒怀、表现社会题材的豪放词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与此相关，民族劫难的震撼，引起了士大夫人格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对传统的反思，由此催生了词坛上的“复雅”意识。“复雅”即意味着“尊体”，也就是提高词体的品位，要求词体能够“韫骚雅之趣”^②，表现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情操。

与文学观念的转变相一致，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成为创作的关注焦点，爱国精神陡然高涨，慷慨激昂和凄哀悲伤的情调笼罩了整个文坛。散文以其实用性强的特点直接成为爱国志士声讨侵略、反对投降和呼吁抗战的有力武器。如宗泽、李纲、岳飞、胡铨、陈东等人在作品中呼唤抗战，怒斥奸佞，其忠愤之气，悲慨之情，令天下人感奋。面对切骨腐心的民族劫难，两宋之际的诗歌创作唱出了时代的悲壮之音，即使在专注于书斋生活和个人心灵抒写的江西诗派作家笔下，民族的灾难、抗敌的斗志和深重的忧患也成了重要的主题。如吕本中、陈与义、曾几等人此时的许多诗篇，写得深沉苍凉，颇得杜诗精髓。身为女性的李清照也发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感叹。词坛上的救亡爱国之声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期以来作为声色之娱的曲子词，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一洗她身上的“绮罗香泽”，变得激昂和悲慨。这其中有李纲、岳飞、赵鼎、胡铨、张元幹、张孝祥等投身疆场的将帅和身处要位的朝臣，也有南渡前以“清都山水郎”自诩的朱敦儒等。而以李清照词为代表的另一类哀伤凄楚之音，则从个人不幸的角度表达了对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对祖国命运的忧患。

这一文坛风气丕变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宋朝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如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对峙和分裂局面，但汉族政权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周边少数民族一直被视为附属的“夷狄”，至少在心理上如此，所以汉民族心理上并未形成十分明确的民族意识，文学上基于民族意识的爱国精神也表现得较为淡薄。但这次金兵入侵和南北分裂则不同以往。虽然这突然事变为宋人始料不及，但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对于恢复民族自尊与自信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北宋一立国就受到了契丹和党项等民族强大的军事压力，国势不振，为此文人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汉民族政统、道统和文统的追求始终未断，国人的民族意识得以逐渐明确和不断强化，来自于周边强大异族政权的长期心理压抑已积聚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感。这时，强悍的女真族发动了旨在灭亡宋朝汉族政权的进攻，令宋朝国亡君辱，百姓涂炭，这就不能不引起汉民族心理上强烈的反弹，激起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抵抗。南北宋之际的宋朝各阶层的抗金斗争，实质上是汉民族通过保卫赵宋政权来求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抗金爱国成为创作的主潮^①。由此也刷新了各体文学艺术审美上的主导风格。

从高宗朝绍兴和议(1141)到理宗朝宋元交战(1235)这大约一个世纪里，宋金关系进入对峙阶段。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和议的达成从本质上讲与北宋初年的澶渊之盟一样，是宋、金力量此长彼消而趋于均衡的结果，宋金双方当时都不具备消灭对方统一中国的实力，至于高宗与秦桧的作用，只是使宋朝在和议中未能充分利用当时的相对优势而丧失了更多的利益并蒙受了屈辱。随着民族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经济的迅速复苏，都市文化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较北宋末年犹有过之，诗人词客们在醉人的暖风中“直把杭州作汴州”^①，创作中描绘都市风流和田园山林逸趣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原沦陷而恢复渺茫的现实，又极大地刺痛着那些“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民族的危机感和屈辱感在他们心里变得更为沉重。南宋王朝虽然无力消灭北方的女真人统治，但在汉人心中，驱逐夷狄，洗雪耻辱，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释解的情结。作为一个时代民族文化心理载体的文学，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这种强烈而普遍的恢复情结的表达，不管政局如何变化，抗金复国的主旋律始终不绝如缕。它不同于此前民族大劫难降临时文学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的激愤和伤痛，而是一种痛定思痛之后所强化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故土的思恋和实现大一统的愿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如果说南渡之初文学中的爱国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劫难突至时的本能反弹，那么这一时期的恢复情结则更多地基于一种理性的反思，因而所表达的悲愤更为厚重，忧思更为深沉，愿望也更为执著。

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文，还是词赋，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执著的恢复情结的存在。辛弃疾以抗金英雄姿态步入南宋词坛，“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②。在尚雅重律的南宋词坛上，稼轩词“异军特起”，“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仰慕者纷纷起而效法，以词抒写其恢复统一的政治情怀，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 “辛派”的创作群体。其实，词中的恢复情结不只体现在豪放之作中，在以表现个人情怀为主而风格清丽委婉的风雅词人笔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铭刻在宋人心灵深处的恢复情结或明或暗的流露，如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吴文英的《金缕歌》(乔木生云气)、史达祖的《龙吟曲》(道人越布单衣)、高国观的《龙吟曲》(旆拂西风)等。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存诗九千三百多首，而其中“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其诗中始终如一的那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中兴四大诗人”中范成大和杨万里都曾出使金朝，亲睹故国，感慨系之，写下了一系列的诗章，抒写其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感怀。开禧北伐的失败，彻底挫败了南宋恢复中原的信心，由此士气大跌，世风萎靡，诗坛上也是一片“衰气”^①，但恢复一统的梦想仍然顽强地萦绕在诗人的笔端，如从江湖诗人戴复古、刘克庄的作品里，我们依旧可以感到他们对民族危亡的忡忡忧心。

恢复情结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如此凸显和张扬，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与当时民族力量对比有关。迄于开禧败绩，在宋金关系上尽管宋廷总体上偏向于保守和妥协，但从未放弃北伐“恢复”的企图，因为在力量对比上，绍兴以来南宋一直处于微弱优势的地位，起码有与金抗衡的足够能力，故南宋主战力量能够数度在朝廷占据上风，并两次兴北伐之举;战败后爱国志士仍壮志不减，余勇可贾，发而为文，慷慨激昂。其次，与当时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有关。传统文化中的“夏夷之辨”与“大一统”国家观在理论上得以系统阐释并深入人心，则是在南宋的民族对峙时期。这与当时对于宋代士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朱熹理学的广泛传播有关，朱熹理学一个重要的现实指向就是“恢复之业”的实现。“夏夷之辨”和“大一统观”实为这一时期文学中恢复情结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再次，当时朝野间激烈的和战之争及其论辩中的理性思考也是造成文学中恢复情结凸显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和之争是南宋政治中党争的焦点，南宋的绍兴和议(1141)、隆兴和议(1164)、嘉定和议(1208)前后都有激烈的表现。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九议》、陈亮的《中兴论》等论章，都是战和论辩的产物。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富于文学性的政论散文。

注释

① 《浮溪集》卷一七,四部从刊本。② 《复雅歌词序》,载《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 参见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五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① 林升《题临安邸》,《全宋诗》卷二六七六。② 徐《词苑丛谈》引《借荆堂词话》,词话丛编本。① 朱熹《朱子语类》,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