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诗经》和原始宗教

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诗经》和原始宗教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学术界通常认为它产生于春秋中期以前，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周以前的社会风貌，也为中国诗歌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关于《诗经》和原始宗教的关系，可以从《诗经》的产生、搜集、功用、内容考订、艺术特征等多方面进行探讨。

《诗经》的产生，古有“献诗”的说法。《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左传·襄公十四年》论王朝政事包括“史为书，瞽献诗”等内容。《诗经》中一些关于时政的诗篇，大约与献诗的制度有关。但《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宫廷祭祀乐歌和民间歌谣，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周朝的王室祭祀乐歌，如《周颂》以及《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都是祭祀周族祖先的乐歌，自然应该出自王朝的祭师或乐太师之手。民间歌谣的搜集，则有“采诗”一说。《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则《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国风》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那么，这些非常活泼、生动的诗歌，为什么会受到朝廷和乐太师的重视呢?是不是如前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呢?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有很多是直接产生于民间祭祀活动之中的。如《郑风·溱洧》一诗，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韩诗》注此诗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时……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女方执兰而拂除。”拂除，即是祓除，是一种民间驱邪的巫术仪式，而民间巫术宗教活动，又与民众的节曰性狂欢有关，会诞生大量的爱情诗歌。法国学者格拉耐把《国风》中部分诗歌分成“田园的主题”、“村落的恋爱”、“山川的歌谣”三个类别进行研究。在对数十首诗歌进行精细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些歌谣是“季节祭的宗教感情的产物”，他认为“歌谣在其经典的正统性的背后表现了隐蔽的古代习俗。歌谣显示了在古代存在着决定中国农民生活和男女关系韵律的季节性的田园祭礼，它不加掩饰地反映了在定期的集会和分居期间，青年男女的心底的感情，并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恋爱是从怎样的感情中产生的，同时这种感情与社会的习惯与一定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关系”^①。该书还以郑国的春季祭礼、鲁国的春季祭礼、陈国的祭礼、春天的王祭等四个地域性的祭礼为例，并从“季节主义”、“圣地”、“竞争”等角度，对春秋时期的宗教礼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与《诗经》尤其是《国风》部分的诗歌相对照，以说明《诗经》中民间歌谣的产生过程。这一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其实，对中国原始宗教的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发现，《诗经》的歌谣不仅有诞生于季节祭的群众性活动中的，还有些诗歌本身就是用于仪式之中的。比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这样的表达无望爱情的诗篇，实际上正同于楚辞中的《九歌》，是以人神恋爱的方式祭祀水神时所表演的歌谣。

由于民间歌谣产生的宗教性原因，我们也可大致推断，这些歌谣被搜集、整理，其主要功用，亦在于宗教祭祀或公私礼乐，而不是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仪礼》记载了“乡饮酒礼”中用诗的情况：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

乡饮酒礼是一种较为正式的民间礼俗活动，是由公共祭祀演变而来。《仪礼》未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真实情况，可能附加了儒家的理想成分。不过，我们相信，西周和春秋时期，大量的宗教祭祀仪式，正向社会礼俗转变，礼仪制度也越来越繁杂，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使用到更多的歌谣，这才有“采诗”活动。朝廷和大夫的朝聘、宴享等活动，亦是如此。郑玄注上所引《仪礼》文曰：

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乡饮酒升歌《小雅》，礼盛者可以进取也;燕合乡乐，礼轻者可以逮下也。《春秋》传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绵》，两君相见之乐也。”然则诸侯相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

朝廷、诸侯、大夫有着大量的礼俗活动，而且这些礼俗活动，都需要用乐，这就导致了“献诗”和“采诗”制度的出现。至于春秋时期普遍盛行的“赋诗言志”，也是以诗歌本身的宗教文化因素为前提的^①，因此才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

至于对《诗经》内容的理解，也是不能完全离开原始宗教的。纯粹用于宗庙祭祀的诗歌，如《颂》以及周人祭祖的部分《雅》诗，它们的宗教内涵自不待言。普通的雅诗，或风诗，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尝试着从原始宗教的角度予以新的解释。代表性的如闻一多认为《大雅·生民》中的姜嫄“履帝武敏，歆”，实际是古代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他认为，所谓“履大人迹”的传说，不过是一种祭祀舞蹈：神尸舞于前，而姜嫄随其后，舞后相携止息，因而有孕^②。这一说法，虽常有人加以修正，但基本已被后人接受。再比如今人叶舒宪著《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第二章以咒祝、祈祷等原始宗教文化论《驺虞》《关雎》《卷耳》《苤莒》《柏舟》《大车》《葛生》《素冠》《巧言》《巷伯》等。可以相信，《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是属于原始巫术文化的祝咒，比如也有人认为《魏风·硕鼠》是一首杀祭图腾的诗，并举弗雷泽所著《金枝》中采集的原始部落杀祭图腾的仪式来证明，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诗经》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决定了它的叙述内容简略，这就为我们的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尤其是在对个别篇章、甚至是诗句的研究时，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从一些文化模式出发，有可能将一般的抒情诗套上原始巫术仪式的外衣，从而颠倒了研究手段和研究目的。这一点是我们尤其要加以注意的。

“六义”的具体内涵，是《诗经》学的重要课题。而“六义”之中，学者以体裁论风、雅、颂，以创作手法论赋、比、兴，其中尤以“风”和“兴”最有意味，也最难考究。后世学者一般以音乐性来论风，如宋代郑樵说：“风者出于风土，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六经舆论》)朱熹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诗集传》)近人顾颉刚说：“所谓国风，犹之乎说‘土乐’。”(《论诗经所录全为民歌》)但如果考虑到《诗经》时代“风”义的广泛性，比如《国语·周语下》的“声以和乐，律以平声，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论语·先进》中的“风乎舞雩”，以及《诗大序》所谓“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等，都与诗乐有些关系，但又都不能仅以乡土音乐来概括。所以，对“风”的研究，仍未能尽如人意。从原始宗教文化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能有所发现。在甲骨文中，“风”意是通过“凤”字表达的，也就是说，在原始思维中，自然风正与神鸟凤是二而一的东西。古人对四方风的推崇，以及以凤鸟氏为历正，即说明了风的神性特征，也说明了它和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因此，胡厚宣说：“所谓四方和四方风名者，在殷人心目中，都是一种神灵。”^①风，因其自然和神性的双重特征，又被认为是祭祀音乐的来源。泠州鸠说：“天子省风以作乐。”(《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以，此后的神话传说中，凤鸟的出现总是和歌舞音乐相伴，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五彩鸟即凤。也就是说“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祭祀乐歌之称了，所以才有“乐太师，知风声音”(韦昭注《国语·周语上》)之说。因此，“风”到周时有祭祀乐歌的含义。曾皙所谓“风乎舞雩”即是说在雩祭礼仪上的歌和舞，《诗经》所谓“风”，指的也是祭祀乐歌。由此而引申为教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兴”，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诗歌修辞手法，它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起头，但有时也有模糊的象征意义。用这一可有可无的修辞性特征来理解古人甚为看重的“兴”，似乎过于简单。闻一多早在1945年著有《说鱼》一文，揭示“鱼”在远古时代被人们当做“配偶”和“情侣”的隐语，在《国风》中是情人之间的互称。之所以人们需要隐语是由于原始宗教中的沓布(禁忌)的作用。鱼类意象在《诗经》中多为起兴所用，所以，闻一多就将隐语和“兴”划为等号。文化人类学家对于鱼形图像的研究也证明鱼与性有关。在这一观点的启示下，今人赵沛霖著《兴的源起》一书，特别从原始宗教信仰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诗经》中的“兴”。他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就《诗经》中的鸟类兴象、鱼类兴象、树木兴象、虚拟动物兴象等做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与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社树崇拜、祥瑞观念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在论及树木兴象时，他指出古代祭社之处必植树，古人云：“大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初学记》卷一三引《尚书·无逸》)这些就是所谓社树，“长期的宗教生活所形成的关于社的宗教意义，诸如福禄、国祚、国运以及宗族祖先、故里亲戚等内容，同时也就形成了作为社树的宗教意义”^①。那么，像《唐风·杕杜》所云：“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其中的杕杜就不是普通的开头，唐地民间以杜树为社树，而这首诗中明言诗人远离家乡，流离途中，心中乡里之思，则在对杜树的歌咏中流泻而出。那么，这一兴象正是宗族故里的一种象征，是宗教感情对个人遭际的一种回应。由于历史久远，那些宗教生活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也就无从理解这些兴象背后的宗教情感，也就不能了解“兴”的真实含义，就只好把它看作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了，这就使得《诗经》的意蕴大为削弱。赵沛霖从原始宗教角度的研究，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却开拓了《诗经》“兴”研究的新气象，也见证了原始宗教文化对《诗经》研究的巨大意义。

注释

① 格拉耐著、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第141—14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① 参见过常宝《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学术界》2002年第2期。② 参见闻一多《姜媛履大人迹考》,载《中央日报·史学》第72期。① 胡厚宣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① 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