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中唐诗歌·大历诗坛向元和诗坛的过渡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中唐诗歌·大历诗坛向元和诗坛的过渡

贞元八年(792)是中唐文学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前一年，包佶、李纾、刘太真、吴通玄四位重要作家相继下世。这一年，陆贽知贡举，放贾稜、陈羽、欧阳詹、李观、韩愈、王涯、张季友、穆质、李绛、崔群、许季同等23人及第，时号“龙虎榜”。翌年，韩愈等人的支持者梁肃去世，而柳宗元、刘禹锡、卢景亮、穆员、许志雍、元稹等人继踵科第，耆旧凋零，新秀登场，这两拨人的交替，意味着中唐诗坛完成了由大历时代向元和时代的过渡。在这诗人队伍新旧交替之际，逝者已矣，新人初露头角，声望尚浅，主持诗坛的重担于是落到另一批适时入朝的台阁诗人身上，他们是权德舆、杨于陵、韦渠牟、王绍、崔从质、王仲舒、许孟容、陈京、崔邠、冯伉、张荐、徐岱、蒋乂等。这些人或出身幕府，或由太常博士起家，都有礼学背景，在贞元年间的典礼论争中悉为引人注目的人物^①。他们虽然不都以诗著名，但因位居清要，在诗坛新老交替的真空时代，他们以频繁的台阁唱和与游戏诗风充当了朝中风雅的倡导者和主持者^②。

在这批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权德舆。他凭借父亲权皋忠臣、高士的盛名和自己过人的才华，受到以老师独孤及为首的一批前辈名诗人包括包佶、戴叔伦、梁肃等的提携，很早就奠定了在诗坛的声名。德舆娶给事中崔造女为妻，不久岳父拜相，使他又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背景。贞元八年由幕府入朝后，他从太常博士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太常卿、礼部尚书，不到二十年就官至宰相，成为当时位望最尊的文学家。清代作家邵长蘅曾说：“一代风雅之归，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风雅而学者尊事之也。夫所以为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而又有其地，有其时。”^③权德舆正是这样一个才学识兼备而又有“地”的诗人，他很快就以地位闻望和文学才能赢得了文坛盟主的地位。当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台阁诗人群，他们以应制吊挽、赠行饯别、宿直升迁、游赏等台阁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互相唱和，长久的台阁生活导致诗歌题材日益狭窄，而无聊日子的重复，消磨了人的一切新鲜感和好奇心，为摆脱日常经验的消磨，他们逐渐走到游戏化的路子上去，以各种游戏体形式来争奇斗胜，并在当时产生影响，略为装点了较为冷清的贞元诗坛。权德舆的创作本身，无论台阁体还是游戏诗风在唐诗史上都不占重要位置，但他文坛盟主的地位却对中唐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和诗坛的诗人队伍简直就是在他的翅膀下孵育出来的。大作家中有案可稽的，如柳宗元，贞元八年应进士试，有《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柳宗元集》卷三六)，述故人言曰：“补阙权君，著名逾纪，行为人高，言为人信，力学掞文，朋侪称雄。子亟拜之，足以发扬。(中略)曷不举驰声之资，挈成名之基，授之权君，然后退行守常执中之道，斯可也。”此足以见权德舆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贞元十一年(795)他有《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权载之文集》卷三八)，这是在为初出道的刘禹锡延誉。元和十一年(816)，在兴元养病的元稹有《上兴元权尚书启》，说：“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某亦盗语言于经籍，卒未能效互乡之进，甚自羞之。”随启封上诗五十首，文四篇，表示一位后进对先达的尊敬。在权德舆知贡举三年所取士中，王涯、王起、贾��、李宗闵、牛僧儒、杨嗣复、杜元颖等后并为宰辅，白居易、元稹(二人皆制科)、陈鸿、沈传师、刘述古等后并为名作家。合贞元十年试所得士范传正、李逢吉、王播、裴垍、裴度、许尧佐、王仲舒、崔群、许季同，这份名单已包揽了元和、长庆以后的大部分文学和政治名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权德舆的光辉笼罩了整个中晚唐的文坛与政界。

不过，由于权德舆本人的诗歌创作未取得很高的成就，尤其是未形成独特的风格，他对元和诗坛的影响是在培养作者队伍上，而不是在诗歌创作上。真正对元和时代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是另外两位从大历时代过来的老诗人——顾况和李益。顾况早著才名，至德二载(757)即登进士第，历任使幕僚属。当权德舆等入主京城坛坫时，他贞元九年(793)却在茅山出家为道士，据说活到94岁^①。顾况诗在大历时期显出独特的个性色彩，其取材之广泛无人可比，其中一系列与生命、死亡主题有关的作品与为数众多的题画诗，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对生命的沉思和对艺术的热爱。通过这两个主题的表达，他尽情地宣泄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求，而古诗体裁无疑为之提供了适当的形式，通过强化某些句法、节奏、结构形态，运用生新粗砺的字眼和声调与转韵不规则性，他成功地构筑了一种奇峭生涩的崭新风格。他的作品总体上虽说奇崛有余而精工不足，显得比较粗糙，但在大历这个个体风格特征不明显的时代，却能自出“骏发踔厉”的一家面目，并藉其髦寿与盛名给元和诗风以直接的影响。顾况诗对个性化的追求，标志着开元以后一度泯灭的自我表现意识的复苏，韩愈、孟郊等人正是在他的旗帜下走向风格的建树。如果说元和诗风的总体倾向是从大历的清空闲雅、平易流利走向韩、孟的奇崛排奡，那么如鲁灵光巍然独存的顾况就是在风格上对元和诗坛直接影响最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①。非仅韩孟一派作家将他视为直接师法的艺术楷模，表示无限的景仰;就是元白一派诗人，即使张固《幽闲鼓吹》所载白居易谒顾况一事属子虚乌有，从新乐府题材和章法上继承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宜城放琴客歌》《露青竹杖歌》等处我们也能看出顾况对元和诗坛的影响。

顾况作为盛唐诗坛硕果仅存的老诗人，贞元后期主要隐居在江南，因而名声不如另一位大历时代的前辈诗人李益隆盛。李益青年时代投身军幕，“五在兵间”，是大历时期唯一“走马曾防玉塞秋”，有着二十多年边庭生活经历的诗人。长年的边塞军旅生活，使他对戍边的艰苦生活和戍卒的和平愿望有深刻的体验。塞上风霜不仅锻铸了他的性格，也磨砺了他的笔锋，《从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极真实极深刻地表达了边庭将士久戍思归的无尽乡愁。其凄苦哀怨的情调，在边塞诗壮烈的底色中渗进了一抹悲凉的色彩;而成功的心理刻画，则在盛唐边塞诗之外别开一个新的境界，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作品被画为图，谱为歌曲，天下传唱。李益于贞元十六年离开幕府，漫游江淮，至元和初被征入朝，成为台阁唱和的中坚诗人，也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前辈宗师。王建曾寄诗表达仰慕之情，说：“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谁更为文纲。”《寄李益少监送张实游山州》)孟郊、贾岛也曾投诗，尊为宿德。令狐楚编《御览诗》，收李益诗36首，为全集之冠，显示出官方评价对他的肯定。事实上，顾况不过以他的名气和风格对后辈韩、孟一派产生影响，而李益则以他的地位和声望领袖群伦，左右了元和以后诗歌的风气。具体地说，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大历诗风清奇雅正的格调，并将这一唐诗血脉传到晚唐。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其下客流有苏郁、刘畋、僧清塞(周贺)、卢休、于鹄、杨洵美、张籍、杨巨源、杨敬之、僧无可、姚合、方干、马戴、任蕃、贾岛、厉玄、项斯、薛寿、僧良乂、潘诚、于武陵、詹雄、卫准、僧志定、俞凫、朱庆余等人，由贞元延及唐末，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清奇雅正”，大体就是大历诗的基本品质，其中“奇”字稍逊色，这后来为顾况求变的努力所弥补。顾况引逗了韩孟一派尚奇的风气，卢纶开了元白浅俗之风的先声，而李益则把大历诗清雅的品质作为基因传给元和以后的诗人。所以，在大历和元和之交，要举出保持了唐代诗歌的纯正血统——清奇典雅的美学理想的传人，那就是李益。

注释

① 关于贞元朝的礼学论争,户崎哲彦《唐代的褅袷论争及其意义》(《东方学》80辑,东方学会1990)一文有详论,蒋寅译文载《中国文学研究》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可参阅。② 详见蒋寅《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载《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又见《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四章《大历诗坛向元和诗坛的过渡》。③ 邵长蘅选刻《二家诗钞·王渔洋诗钞序》,康熙三十四年刊本。① 据赵昌平《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① 皇甫湜《著作佐郎顾君集序》,《文苑英华》卷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