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代辞赋的题材内容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代辞赋的题材内容

宋人辞赋颇重内容，在继承战国以来辞赋题材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内容求实求用，出现新气象。欧阳修《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批评当时“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故“谨拟御题撰成赋一首，不敢广列前事，但直言当今要务，皆陛下所欲闻者”。张咏《声赋序》亦云：“《声赋》之作，岂拘模限韵，春雷秋虫之为事也? 盖取诸声，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补，不愧空言尔。”

首先，宋人以赋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的腐败政治。汉赋多为宫廷文人所撰，虽“曲终奏雅”，不过“劝百而讽一”; 唐赋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较汉赋有所提高，如孙樵《大明宫赋》、杜牧《阿房宫赋》等;宋赋直接反映下层人民悲苦生活，这是前代赋中少见的现象。王禹偁《吊税人场文》《续戒火文》《诅掠剩文》均为现实性很强的赋体文，尤其是《吊税人场文》以虎搏人为喻，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搜刮、榨取，指出“虎之搏人也，止于充肠;官之税人也，几于败俗”，可谓苛政猛于虎。孙因《蝗虫辞》(清董兆熊《南宋文录》卷二)以拟人手法，借蝗虫“今为害者岂我乎”的反驳，愤怒指控统治者“牟人之利以厌己之欲”，“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咋人骨髓”，“害民者无期”而又“人其形而蝗其腹”，是盘剥人民而又有欺骗性的吸血鬼。晁公遡《暑赋》反映下层劳动者在溽暑中的艰辛苦痛，米芾《蚕赋》以统治者的奢侈与养蚕女的寒苦作对比，其讽刺性很强。北宋赋还把批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如宋白《三山移文》，嘲讽秦皇汉武求仙诞妄，实讽真宗好神仙;宋祁《诋仙赋》、李觏《疑仙赋》《麻姑仙赋》、文同《石姥赋》，皆为同类之作。秦观《浮山堰赋》批判梁武帝轻举妄动，实为讽刺新法;程俱《采石赋》借“三老”之口，讥讽徽宗皇帝生活穷奢极欲;胡寅《原乱赋》则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宋赋还有表现民族矛盾与爱国思想的作品。路振《祭战马文》写将帅无能，无以御敌，表现其爱国思想。李纲《南征赋》写对金国占领的“淮��”、“漠北”的怀念，以屈原自况，忧国伤时，思想性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纪行赋的内涵。杨万里《海鳅赋》则歌颂了采石矶抗金战争的胜利。

其次，描写亭台楼阁与园林斋室的辞赋大量出现，这是宋人对辞赋题材内容的新开拓。《历代赋汇》中“室宇”类作品，宋前仅15篇，而宋代即有50篇。这一文学现象与宋代文人好给书斋命名以明其志，以及地方官喜造台作赋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张耒《超然台赋序》云：“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除张耒此赋外，苏辙、文同当时也撰有同题之作。陈造《淮海楼赋序》亦云：“帅相郭公，即扬州南城为淮海楼，偕客落成，高邮陈造在焉，命之赋。”宋代亭台楼阁及园林斋室赋创作风气甚浓，其佳作如田锡《望京楼赋》、晏殊《中园赋》、范仲淹《秋香亭赋》、赵湘《姑苏台赋》、苏辙《超然台赋》、秦观《黄楼赋》、黄庭坚《寄老庵赋》、晁补之《是是堂赋》、米芾《宝月观赋》、王十朋《蓬莱阁赋》、杨万里《清虚子此君轩赋》、范成大《望海亭赋》《馆娃宫赋》、林景熙《宝月堂赋》等。这些赋或叙亭台营造经过，或写周边形胜风景，或抒主人意趣胸怀，形式上骈散结合，错综优美，风格或雄浑或幽深，颇富文学审美价值。

第三，山水形胜或游览纪行辞赋呈现新境界。这类作品往往先写景状物，再生发议论，探索人生哲理，抒发社会感慨，或因地怀古，记叙与游地有关的人物掌故，为后面议论作铺垫。这与前代的写景辞赋相比，思考深，境界高。苏轼《前赤壁赋》最为典型，人们耳熟能详。叶清臣《松江秋泛赋》亦如是。该赋首叙“社桔初黄，汀葭馀翠;惊鹭朋飞，别鹄孤唳”的松江秋景;再凭吊曾在松江游泛的范蠡、张翰、陆龟蒙等历史人物，赞其避世隐居，风流高雅;最后生发“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远猷;彼全身以远害，盖孔臧于自谋”的高论。宋代山水赋、游览赋如夏侯嘉正《洞庭赋》、苏轼《滟滪堆赋》、苏辙《登真兴寺楼赋》、米芾《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秦观《汤泉赋》、张耒《游东湖赋》、孔武仲《二山赋》、李廌《武当山赋》、李观《长江赋》、李纲《武夷山赋》、杨万里《浯溪赋》、薛季宣《雁荡山赋》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

第四，宋赋数量最多的是咏物赋，所咏之物已由宫廷或文人案头室内用物，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动植物，如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等，描写风云雨雪等自然现象的赋亦大量出现。此类赋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咏物抒情赋。作者选取某些在传统文学中具有特定含义的植物或其他事物加以吟咏，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怀，以此表现作者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或与世无争的人生志趣。如王曾《矮松赋》以矮松默默无闻而又顽强生长，比况离朝遭贬后与世无争甘居下流的心态。欧阳修《黄杨树子赋》感慨黄杨树子“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君子无缘“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秦观《吊镈钟文》以镈钟埋没已久，出土后又被县佐无端毁弃的不幸遭遇来反映人才被压抑，被埋没。宋祁《右史院蒲桃赋》、苏轼《沉香山子赋》、黄庭坚《苦笋赋》、宗泽《古楠赋》、陆游《红栀子花赋》、范成大《荔枝赋》、朱熹《梅花赋》、高似孙《水仙花赋》及洪咨夔《老圃赋》等，均属这类作品。二是讽刺赋。作者多选取恶鸟臭禽或人们厌恶、憎恨的事物，曲笔隐忍，婉转嘲讽，批判世道不平、官场腐败或某些丑恶社会现象。这类作品或幽默诙谐，或犀利尖锐，往往辞约而旨深，讽刺性、现实性与战斗性很强。艺术上化俗为雅，俗中求雅，以俗见雅。如欧阳修贬滁州，“作《憎蝇赋》，晚以濮庙事亦厌言者，屡困不已，又作《憎蚊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孔武仲《憎蝇赋》借苍蝇喻指俗世人们的尔虞我诈，彼此争权夺利，“人于万物，是亦一虫，纷然杂处，大小相攻”，揭露时弊可谓一针见血。梅尧臣《灵乌赋》、宋祁《僦驴赋》、苏轼《黠鼠赋》，洪咨夔《烘蚤赋》、刘克庄《诘猫赋》、薛季宣《蛆赋》等皆为显例。

第五，宋初还产生了许多描写京都、宫殿与典礼的赋。北宋中后期积弱积贫，兼之内忧外患，此类赋不多，至南宋半壁江山，国势日蹙，人们少有兴趣写这类歌功颂德的作品，即使写，也语多嘲讽。杨侃《皇畿赋》、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都赋》、王仲旉《南都赋》(商丘)、傅共《南都赋》(临安)、赵鼎臣《邺都赋》及王腾《辨蜀都赋》都是京都赋名作;梁周翰《五凤楼赋》、刘邠《鸿庆宫三圣殿赋》及刘跋《宣防宫赋》均是宫殿赋;杨亿《天禧观礼赋》、刘筠《大酺赋》、宋祁《圆丘赋》、范仲淹《明堂赋》、张耒《大礼庆成赋》及刘弇《南郊大礼赋》等都是典礼名篇。这类赋多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但我们能据此考知当时都城建筑与礼乐刑政。丁谓《大搜赋》写当时帝王畋猎之盛况：“上乃乘七驺，拥六军，白旄方下于北极，黄纛已搴于应门。服章天地，车驾风云，日随月侍，岳走川奔。”场面浩大，气势恢宏。王禹偁《籍田赋》描写帝王率耕活动，亲切感人。

第六，宋代还出现了言志抒怀赋。这类作品大都直抒胸臆，多带自传性质。王禹偁《三黜赋》倾吐其“八年三黜”的不幸遭遇，表明其“屈于身兮不屈其道”，“守正直兮佩仁义”之志。苏辙《卜居赋》表现仕途升沉俯仰，表达对现实的愤愤不平。蔡确晚年贬新州作《送将归赋》，陆游“为之流涕”(《跋蔡忠怀〈送将归赋〉》)。其他如晁补之《求志赋》、陆游《自闵赋》、俞德邻《斥穷赋》等，都是这类作品。